10月28日，受县史志办派遣，我们《潭湾革命》编写组一行三人，赴福星采风。

“我小时候读书天天从这里过，那是烈士墓，这是周里与陈梅连会师地。”在福星村村委会附近下坡左转弯约三百米处菜园里头垒着一座坟堆，菜园的左侧就是李家屋场，屋场还有点轮廓，何剑青边指边点对采风人员说。“听我爷爷讲，好在当时周里与陈梅连没住在一起，没被敌人一同包围，否则，他们一个也逃脱不了，后果不堪设想。”书记吕文勇补充说。

手里拿着手机，不时“咔嚓、咔嚓”地为我们拍照。

驻村工作队队长谢尊华，亦默默地陪同我们，为福星红色革命寻迹觅踪。

福星，位于洣水之西，永乐江之东，毗邻茶陵、炎陵县、永兴三县，方圆百余里，山高林密，是冷兵器时代，特别是交通落后时期，进行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的绝佳地。

福星盘古仙山峰东侧约三华里处有一面山叫“刀背骑”。刀背骑不是一座单独的山头，它是盘古仙山脉的一面侧峰，之所以取名刀背骑，因为它形同刀背一样陡峭，且高达六百多米。何剑青说：“刀背骑”有一条羊肠小道像一架云梯依附在“刀背”上，不是常走山路的人，初次踏入“刀背”，俯瞰脚下望不见底的深渊和一步更比一步险的羊肠小道，保不准脚肚子发软、眼睛发花、两足不听使唤、两手着地、屁股朝天，四腿爬行，还怕滚下深谷。

刀背骑背后壁立的山峰，站在山谷往上看，简直高耸到天上去了，从山脚到山顶，全是苍黑嶙峋的怪石。有些地方，非常突出，好像就要崩下一样；有些地方，又凹了进去，如同里面有很深的岩洞似的。岩石上下的缝隙里，到处长着枝丫弯曲的野生杂木，看上去就像巨人身上长的粗毛一样。再涂上一层苍茫的暮色，抹起向晚的阴影，就显得更加阴森恐怖。本地民谣说：“刀背骑，刀背岭，数不清的顶，小顶无人到，大顶没鸟鸣。”

这是本地民间流传的形容刀背骑的民谣。这民谣一点也不假，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刀背骑的真貌，山连山，山迭山，山外有山，山中有山，山上有山，山峰直插云霄，林梢直挂天帘。虎啸狼嗥，豹哮鹿鸣，野猪成群，羚羊结队，入林仰面不见天，登峰俯首不见地。

在去刀背骑半路上的拐弯处有块特别凸起、两米见方、表面平整的石块，当地人称之为“仙人下棋”，是从前在刀背骑采药、狩猎的山民歇脚之地。石块上刻有“红军打土豪”五个大字，所以本地人又称之为“红军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带领下，这片空旷寂静的山野里响起了革命的惊雷，一群身着粗布烂衣，手持大刀、鸟铳的“山里佬”成立的湘南红军游击队，利用安仁、茶陵、炎陵三县交界且方圆数百里山高林密的地理优势，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而这支红军游击队的带头人就是茶、安、酃（炎陵）边界区委副书记、湘南赤色游击大队大队长陈梅连（茶陵人）。

从刀背骑山顶往东方向延伸分别是茶陵县浣溪镇和炎陵县河西乡，而从刀背岭的正面险路下山出山是金紫仙镇的潭湾村，刀背岭的背后是该镇的福星村范围。福星村和潭湾村是安仁乃至湘南地区中两个重要的革命老区村，湘南特委在这两个偏远的山窝里组织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虽然那时福星（属羊脑乡）、潭湾（属豪山乡）两村隶属两个行政乡，但只有一山之隔，所以，刀背岭成了连接两地最便捷、最安全的“红色通道”。

村书记吕文勇介绍说：1928年5月湘粤赣特委书记周里率游击队到红灯窝活动。国民党称“红藤窝”为“红军窝”，并对“红军窝”进行多次围剿，在李家冲游击队驻地，两军展开激战，周里带领的游击队员牺牲20多人，幸亏陈梅连从邹家屋带人接应，经过对敌两面夹击才甩开敌人。后经邹家屋背进入山林，历经千辛万苦，翻山越岭，于5月27日到达谭湾，召开了湘南革命有名的“谭湾会议”。会议确定将湘南赤色游击大队，改为赤色游击第二大队，在福星、谭湾开展活动，扩大革命根据地。

史载：土地革命时期，湘南赤色游击大队大队长陈梅连在福星苏区带领游击队员展开了一系列革命斗争。当时，福星全村有48个自然村庄，128户人家，728人。到1949年安仁解放时，福星只剩下37个自然村，78户人家，204人。被国民党灭掉了11个自然村，50户人家，杀害524人。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福星人民为保卫井冈山苏区，为湘南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们来到“红藤窝”无名烈士墓群前，吕文勇爬上山坡，拔开荆棘，伸头探视，墓群绝大部分已塌陷。他心情凝重地沉思，仿佛看到白军在福星实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他还喃喃自语地说：“就这一个杀人坪就杀了50多个无名烈士及无辜的老百姓······”“苏维政府也被烧了三次，每烧一次，白军走后，革命群众又马上修复，即敌人前脚走，群众擦干身上的血迹，跟着‘修’（苏维埃政府办公场所）”何剑青说。

肖家组，一位79岁的“红二代”老肖说：“如今的‘红灯窝’，是音传而得名。原名叫‘红藤窝’，红藤是一种草药，可治风湿，因此地有很多这样的红藤，故称‘红藤窝’。当时国民党因此地是红军活动的据点，他们就称之为‘红军窝’。解放后，福星纳入了‘革命老区’管理范畴，取名为‘红灯窝’”。

红灯窝位于福星村肖家组。土墙木质结构，共七缝，建筑面积约300 平方米。属五户村民共有的祖传遗产。2023年12月，安仁县人民政府将此湘南特委活动旧址纳入“安仁县文物保护单位”。“此前，为保护好这一重要革命遗址，村支两委做了大量前期工作，班子成员自筹资金数万元，对已倒塌的房子进行重新清基，并用水泥石头建好了基脚。几户村民，更是深明大义，将祖辈遗传下来的这份祖产，无偿捐献给村里，用于修建‘红灯窝’革命纪念馆”。吕文勇说。

“红灯窝”路边入口处，有一石碑，碑载：1928年4月17日，福星苏维埃政府在红灯窝成立，同时，安仁县苏维埃政府的牌子也挂在红灯窝，以红灯窝为中心的福星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白军多次对福星进行围剿，红灯窝的苏维埃政府办公场所几次遭到白军火烧，但白军走后，革命群众马上修复苏区政府办公场所。福星红色根据地的人民对国民党部队及土豪劣绅武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军事上、经济上给了井冈山根据地及中央苏区极大的支持。

史载：1933年1月20日，在中共湘南工作委员会和湘南赤色游击大队的领导与帮助下，福星苏区苏维埃政府第二次成立，福星苏维埃政府再度在福星红灯窝挂牌办公。4月25日，潭湾苏维埃政府在九木垅挂牌办公，何福科任潭湾苏維埃政府主席。

福星苏区与潭湾苏区遥相呼应，成为赣南闽西苏区的两个外围小苏区。茶安酃永边委书记陈梅连带领的湘南赤色游击第二大队在福星苏区以大山为屏障，以红灯窝为根据地，同国民党部队及土豪劣绅武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从军事上，经济上给了中央苏区大力的支持。后来，湘粤赣特委书记周里也率游击队来红灯窝活动。国民党称红灯窝是“红军窝”，进行多次清剿，无数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烈士已去，遗址旧址主体倒塌，侧屋也只存四间，但是革命烈士战斗的精神不能倒，‘红灯窝’的革命灵魂不能丢，这是激励着我们在革命路上不断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啊！”吕文勇语重心长地说。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谢尊华认为：发展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在管理好现有产业项目的同时下大力气发展两项产业。一是以修通福星至潭湾公路为契机，依托“潭湾会议”革命遗址，挖掘福星村红灯窝“湘南特委活动旧址”“陈梅连在福星”、革命烈士肖三妹、肖连芳等红色革命故事，古衡州府至炎帝陵“御祭古道”，石笋组水垄沟三级瀑布等景点，大力发展绿色康养（民宿建设）加红色旅游；二是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租赁村林场分两期种植中药材黄精，在羊福公路、福星至潭湾公路两旁、天坪组大丘嶺及老百姓房前屋后种植枳壳。“2022年捐赠21万元建起了应急蓄水项目，2023年协调帮扶资金3万元，2024年捐赠了16万元发展了黄精种植项目。最令老百姓满意的是：这几年单位干部职工在消费帮扶上，每年帮村民销售农产品达80余万元。”谢尊华很欣慰地说。

来到肖湾组，谢队长好像到了自己的家乡，带着我们登门入户，与乡亲们拉家常，嘘寒问暖，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这里的村民，90%以上都是红二三代，他们的先辈有不少是革命烈士。”谢尊华对我们说。当我们采访时，他便时不时拿出手机为我们拍照。

“这是个不幸的家庭，中年丧妻，儿子大学在读。原本夫妻俩在外务工，算是个美满幸福的家庭，没想到年仅48岁的妻子身患癌症离他而去。无奈，现在家务农、养蜂为业。”吕文勇很是惋惜地说。我们编写组三人闻言，深感意外，为表心意，每人向他销售了一瓶大小不一的蜂糖。这位老乡也很是感动，当听说我们要去“仙人下棋”（红军石）实地察看时，老乡说：“如今到‘仙人下棋’已没路了，原有的伐木路，早已长满了柴和荊棘。我去帮你们砍路。”

吕文勇驾着自己的私家车，沿着一条伐木的山道，一路颠行。行程全是经过狭窄的隘岭和无数连山的曲折，忽而从险峻的满生植被的山坡间穿过，忽而在浑身洞穴的岩石下潜行。灌木丛生的山脊，一个比一个高，它们互相交错，绵延不绝；远方是同样的山岭，但没有两个山岩形状彼此一样。大约颠簸半个多小时，来到了老屋场山下。

老屋场呈“乚”型布局，抖墙瓦房，内有一方占地10亩左右的大操场，是游击队重要的练兵场所。这是大山里绝无仅有的自然“平地”，如今虽然荒芜，被柴草覆盖，一眼望去，轮廓分明。只是房子早已没人居住了，蜜蜂成了房子的主人；练兵场成了蜜蜂的栖息场。这里距“仙人下棋”还有大约两个小时的行程，全是爬山的路。

穿过老屋场，老乡挥舞着柴刀，走在前面为我们开路，向“仙人下棋”进发。一路上，书记吕文勇讲述着福星解放以来村里所发生的大事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即开展清匪反霸。解放后，政府接管教育，各私塾或并或撤，改为初级小学。

1952年民国创办的学校位于福星村邹家组公馆，占地面积大概500平方米，当时周边邻村的青少年都在公馆上学。同年冬，开始土地改革，大队成立农会，发动斗地主，分田地，历时两个多月。

“这事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阳池生很是疑惑地问。

“村里有文字记载，解放后，从大队部到村委会，历届班子都很重视村里的革命史，都有‘吃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的情怀。”吕文勇说。

史载：“1953年，土改复查，推翻地主土地所有制，取而代之的是农民土地私有制。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当年天大旱，红星人民公社号召村民兴修小型水利，村民种粮积极性有所提高。”吕文勇接着说。

“解放后，土改时，农村不是实行了初级社、高级社土地集体所有制吗？怎么会有‘农民土地私有制’？”笔者很是费解地问。

“解放初期，经历过‘耕者有其田’圡地管理制时期，即把地主的田地直接分给贫下中农，归贫下中农私人所有。”年长的黄显文老先生说。

“史载自从1958年进入人民公社后，1964年，兴建福星村委会办公室、会议礼堂并扩建了福星村小学，为方便周边四邻群众日常生活购置需求，开办了福星村供销社代办点、卫生医疗站，培养2名赤脚医生，为全大队群众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等，（位于邹家组公馆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创办了福星学农基地，面积达80亩。60年代末红卫兵上井冈山，到红灯窝收集革命故事，宣传革命精神。1972年，修建了邹家组拱桥，方便了群众出行。1974年至1979年，修建了福星村塘木组大水坝。建起了福星村林场，面积约800余亩。”吕文勇饶有兴趣地说。

“这期间，全社会沉浸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时期，党内外一致追寻‘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政治热潮中，“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高潮迭起，‘为人民服务’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人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生产生活保障不断加强。”黄显文深有感触地说。

谈到改革开放福星的发展情况，吕文勇说：

1980年，全大队分田到户。

1983年，扩建福星村小学，面积约500平方米。

1987年，全村架通国家电网，户户通电。

1990年—1995年，在村里的组织下全村7个组共造林3000余亩。

1993年—1997年，修通了羊脑至福星村委会第一条马路，约6公里；解决了福星人民出行难问题。

1998年—2002年，修通村委会延伸至肖家组煤矿之路，约2公里。修通组路3公里。

2003年，修建了福星村移动手机信号台一座。

2004年—2010年，号召全村植树造林约10000亩。新修大湾组、里口组、天坪组、肖家组、邹家组、塘木组石笋组路6000余米。

2009年至2012年，硬化羊福公路8.5公里。

“要想富，先修路。我们读书的时候读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就我们安仁而言，羊福公路的修建及硬化，若是没有共产党的好领导、没有国家的好政策，同样难于上青天。”老乡边砍路边万分感慨地说。

羊福公路分布在盘古仙山脉的崇山峻岭中，古道绝大部分都是索溪凿崖修栈、架桥铺石而就。历史上，古衡州府至炎帝陵的“御祭古道”，蜿蜒福星全境。明代文学家何孟春《奉命吿祭炎陵》诗云：“密迩吾邻邑，生平过未曾。幸持星使节，来拜古皇陵。灵气金芝茁，丰年玉粒登。乾坤此开辟，千载祀频仍。”这是一首歌颂炎帝、感赋陵庙、恭纪祀典、吟咏炎帝陵周围山川形胜的古代诗章。据宋代罗泌《路史》记载，炎帝陵自唐代开始即有奉祀，至五代而辍。自唐代起，逐步形成了皇帝沼命官员祭祀炎帝陵的“御祭”制度，古代御祭官多从京城至衡州府，再在衡州地方官陪同下长途跋涉5天5夜至炎帝陵祭祀。可见当时的“御祭古道”有多么难行。

“福星人，从群众到干部，特别是共产党员，对革命先辈都无比崇敬。”吕文勇很自豪地说。

“2012年—2014年，肖家组红灯窝烈士后代肖长发老人上交安仁县苏维埃政府公章和布告，义务讲述福星革命历史，村党支部号召全体党员和村民向福星革命先烈（含先辈）学习，发扬革命精神，艰苦奋斗、勤劳致富，为发展福星奉献自己的力量。”这些优秀事迹，村委会都有记载，全村人都知晓，村民小肖如是说。

“听肖长发老人讲，‘这枚苏维埃政府公章及布告’是他父亲用自己及全家人的性命保存下来的，解放后，他们家沒将此拿出来向党和国家‘邀功请赏’，一直当传家宝珍藏着，听闻政府要在‘红灯窝’建立革命纪念馆，肖长发老人才把这家传‘宝贝’无偿捐献给政府。”肖湾组有位年长的老乡说。

当谈到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工作时，吕文勇如数家珍般地说：

2014年，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全面施行危房改造政策，解决贫困户住危房的问题。

2015年，由市总工会牵头组织郴能国网供电公司、市粮食局、市中粮库抽调领导和工作人员成立扶贫工作队进驻我村，与镇村干部一起组成一支帮扶队。开始施行金融扶贫贷款政策，鼓励贫困户免息贷款，自主创业。

2016年，经市派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的共同努力，争取到300千瓦光伏发电建设项目，于9月份开始建设。2017年4月份正式并网发电。基础设施方面，羊福公路全程安装防护栏，为老百姓出行减少安全隐患。

2017年开始，全村贫困户享受光伏分红每人100元/每年，每户400元/每年的政策，同时全村村民（本村户籍）医疗保险、新农保、“扶贫特惠保”全部由政府和村里代缴；解决了所有贫困户的就医难题。同年，实行易地搬迁政策，解决了16户55人贫困人口安全居住问题。全村实施危房改造23户。脱贫42户147人。实现贫困村退出。

2017年—2018年，硬化大湾组、里口组、塘木组、石笋组、邹家组道路7200米；新建了村委会安全饮水工程，确保了全村安全饮水。2018年成立了安仁福星红旺种养合作社，改造水田100余亩，新修基耕道2400米，梳理水沟、水圳4000余米，全部种植生态有机稻。

2019年—2020年，为全村贫困户链接重点产业及特色产业帮扶，并确保了分红效益。基础设施方面，硬化天坪组、里口组、大湾组、肖家组道路2800余米。将“红灯窝”苏维埃旧址建设纳入我村开发红色文化旅游规划。新建了文体广场、服务大楼一栋。为全村村民提供了优质、方便的休闲、办事服务场所。整村实现脱贫。

2020年，水泥硬化里口组、天坪组、肖家组水圳、水渠600余米，石笋组新修拦河坝一座、涵板水泥桥一座。脱贫成果得到巩固。

当谈到乡村振兴工作，驻村工作队队长谢尊华在肖家组走访时是这样说：“兴产业、抓发展，强基础、稳振兴：一是重点维护光伏发电产业，确保光伏电站每天日照时长超过一小时，光伏发电产值由原来的年发电量28万余元突破至30余万元；二是有序推进福星有机大米、野生蜂蜜、野生茶叶、干笋、菜籽油、红薯粉等传统产业发展，同时通过自主销售，网上销售，后盾单位消费帮扶（两年来通过工会福利、食堂、职工展销等形式销售农副产品20余万元），使农副产品得以及时销售；三是以肖家组叶家垄修建森林防火隔离带为契机，利用丘岗开发项目，种植油茶、黄金贡柚、黄金奈李等经济作物，预计挂果后福星村集体经济收入将突破50万元；四是通过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提高村民幸福生活指数，利用村集体经济收入为村民代缴医保220元/人、社保100元/人，60岁以上老人每季度发放大米50斤、食用油10斤。目前，村支两委与乡村振兴工作队一道，致力于以修通福星至潭湾公路为契机，依托“潭湾会议”革命遗址，挖掘福星村红灯窝“安仁县苏维埃旧址”“陈梅连在福星”、革命烈士肖三妹、肖连芳等红色革命故事，古衡州府至炎帝陵“御祭古道”，石笋组水垄沟三级瀑布等景点，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二是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发动村民因地制宜分散种植中药材，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购统一销售，提高村民收入，实现福星全面振兴。”

在距离“仙人下棋”不足一公里处，山上路影子都没有啦，柴林长得密密麻麻，侧身都挤不进，且山势越来越陡峭险峻，小老乡猫着身子弯着腰，挥舞着柴刀奋力地砍，硬生生地砍出一条路来，在阴森森、凉飕飕的丛林中，累得满头大汗，湿透衣背。在半山腰上，搜寻转悠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这方“仙人下棋”处（红军石）。这确实是方宝地，站在此处，四周风光尽收眼底，八面来人一览无余，进可攻，退可守，确实是个憩息瞭望的好哨卡。

“五点多钟了，赶快下山，天黑了山里的路不好走，何况你们晚上还要赶回县城，太辛苦啦！”吕文勇充满歉意地说。

为了赶时间，几近小跑下山。来到山下，不到六点，但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来时没注意，这路只能走一个方向，无处调头。我站在车边远看近瞧，心里正犯嘀咕。“上车，走”吕文勇催促着说。没想到吕文勇挂上倒车挡，倒行差不多一公里，在小溪边一个不足四米的沙滩处，才把车调过头。车调头时，他让我们下了车，当车子几次挂边时，眼看就要跌进山沟，又跃了上来，如此几把操作，让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怪不得吕文勇不让我们的车子开进来。

调转车头，一路疾驰，左拐右转，一路颠簸，到达福星村委会时，天已完全暗了下来。“你们这一天够扎实的，真正的早出晚归，还披星戴月。”我们的司机小凡见面便说。“我们村干部就是这个样，人家老远到村里来，为村里的工作出力出智慧，我们通力配合是必需的。只是让你久等了。”书记吕文勇说。

“山下垅组段才光、段正清两位老人，还在家里等，还得麻烦你开车带几位老师到他们家里去采访一下。你跟着我的车走”文勇对司机小凡说。

两车一前一后，亮着灯在盘山公路上画着光圈，映得山林不断后倾，夜归的山鸟遇光惊鸣，掠空而过。途中偶遇一担行老年村民，文勇停车将村民带上。我们到达段才光家，已是晚上七点多。采访完两位老人，已是晚上八点多。文勇的手机从六点到八点之间，响了七八次，镇里的、村里的、村民的都有，“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村里的事大多、大凡、大杂了。“要把村里的事做好，还真得有点十指弹钢琴的能耐，主次轻重要把得准，否则，就会乱套。”吕文勇自言自语地说。

“我没有吃晚餐的习惯，你们肯定饿了，到羊脑街上呷个盒饭，已安排好了，由谢队长作陪，我还有其他的事，失陪了。”吕文勇向我们交待完，自己又驱车去忙乎其他工作去了。

作者：王诗语

编 辑：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