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事业由前人开创，历史被后人铭记。相信，薪火相传，特别能战斗的煤矿人必定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创造更为辉煌的业绩！

　　2017年，开采煤炭四十七年的白皎煤矿，在国家化解过剩产能的进程中停产。这座位于芙蓉山下的矿井，承载了许多人的记忆。数月间，不时有来自天南海北的稀疏过客来到这里。他们在封闭的井口旁、斑驳的老房子前、锈迹斑斑的铁轨路上，寻觅往昔记忆；怀着告别心情，再一次凝视曾经的矿井口、矸石山、办公楼、铁路边、菜市场、塘坝山……

　　在这片苍凉土地上，他们留下了一张张与矿山相伴的照片。

　　时光飞逝，回首芙蓉山下的变迁，这座与大山相伴的矿山，尘封着两代人青春梦想的足迹，留下了创业者忠诚国家煤炭事业、热血“三线”建设的故事。

　　一、 童年回忆

　　当年，父亲跟随刘邓大军南渡黄河，征战万里，千里跃进大别山，参加淮海战役，横渡长江，解放大西南后，又翻越青藏高原，和平解放西藏。五十年代末，父亲转业到重庆煤管局，不久后调至重庆煤炭基本建设工程处，成为煤炭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吹响三线建设号角，父亲毅然举家迁往白皎乡。

　　从川东到川南，不知在旅途中度过多少时光。从宜宾出发前往珙县巡场镇，短短五十公里路程，汽车颠簸数小时。到达巡场镇后，我们家住在上街（巡检街）的一座瓦房子里。

　　记忆中的巡场镇，是一条用三合土铺成的狭长瓦房街。街道狭窄，两旁多是平房，偶尔有几处吊脚楼。街道外是一条小河，河外是农田，整个巡场镇坐落在两山之间的狭长平坝地带。

　　那时，巡场镇距离珙县县城十二公里。珙县地势南高北低，平坝仅占山区、丘陵的十分之一，属边远山区。巡场镇位于海拔一千两百多米的芙蓉山下。芙蓉山周围山峦起伏，云雾缭绕，宛如一朵朵含苞待放的巨型芙蓉花。大山腹部蕴藏丰富煤炭资源，经查明，其工业储量高达7.5亿吨。有几对国有煤矿将在这片区域新建，这里所属区域统称为芙蓉矿区。

　　父亲在白皎乡工作，那里没有过往客车，交通很不方便，几公里土路，距离不远，所以只好步行前往。我家在巡场镇居住数月后，就搬到了白皎乡，我在这里度过了三十个春秋。

　　还记得全家乘坐一辆牛拉车，所有家当都放在车上的两口红漆木箱和一口皮箱里。一位龚姓叔叔挥鞭赶车，沿着蜿蜒的石子路向南行进。路旁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河水潺潺流淌，河两岸是全是田野。正值初夏，天空湛蓝，田野郁郁葱葱，满眼翠绿。龚叔叔很健谈，他指着农田说：“等到秋天，稻田金黄一片，农民们赤身打谷，腰间系一根麻绳，上面挂一张毛巾，既能遮羞，又能擦汗。”一路上，他们说说笑笑显得很轻松。

　　到达白皎乡后，路过两处大宅，继续向南走，不远处就是公路尽头。那里有两座高达五六百米的大山横亘，陡峭的那座叫猴子山，稍缓的叫蛇山，都是因为猴子和蛇多而得名。从山里流出两条清澈的小河，一条叫张家河，一条叫李家河，在猴子山下汇聚成白皎河，流向平坝北边，流经巡场镇，最后汇入南广河。当地有人说：这里有大白蛇，称为“蛟”，蜷伏在蛇山的一个洞里，夏天洪水泛滥时出现，雷声轰鸣时又回到洞里。“白皎”这个名字就是由“白蛟”演变而来的。

　　据说五十年代末，白皎乡大力发展钢铁产业，新建钢铁厂时，烧山数月，大部分原始森林被毁，动物纷纷逃离。后来钢铁厂发生大爆炸，伤亡惨重，死者都埋在厂旁的坡地上。钢铁厂于是停产关闭，工人收拾行李离开，当地再度回归往昔宁静。次年，芙蓉山矿井的开发获国家计委批准立项。然而，终因国家经济面临困境而缓建。

　　钢铁厂留下了七八幢红砖瓦房。在李家河边，有一幢三层红砖楼房特别显眼，我家就住在底楼一间约十平方米的屋子里。这是当地最高的建筑。此外，还有一幢吊脚楼，其他都是平瓦房。最好的砖瓦房是乡里小学校旁的那座四合院，院里生长着高大的桉树，也许是原来钢铁厂的办公区或领导住所。

　　在我家，抬头向窗外不远处望去，可以看到三四根高耸的大烟囱，那是废弃的钢铁厂，附近有两幢砖瓦房。在不到两公里的地方，也有一座废弃的钢铁厂，厂里有很多弯曲的生铁管道和设备设施，旁边也有三四根高烟囱，地面上堆积着厚厚的焦炭，厂区规模比李家河边的那家大得多，附近也有两幢砖瓦房。不久后，我们搬到了李家河对岸的砖瓦房里，这房子可以容纳二十来户，每户一间屋子，过道在房屋中间。

　　夜晚，月亮高悬山顶，山野间凉飕飕的山风呼啸而过，人们早早便关门闭户，躺在床上休息。夜深人静时，常有动物从山上下来，在房子周围游荡。一天半夜，我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原来是有人下夜班回来，在过道里遭遇了野兽，好在他手里拿着一根木棍。那人咋咋呼呼地吓唬着野兽，也给自己壮胆，野兽见势不妙，撒腿就跑。还有一次，我听到野兽发出粗鲁的声音，像野猪一样，总觉得那怪兽在拱我家的门，吓得我赶紧躲进被子里。我家房子前有一条小水沟，经常能看到沟里有蛇。

　　沿着瓦房背后的山坡小路，大约一个小时就能到达山顶。山顶上有一个乡场，叫老王场，整个场子不过百十米长，是附近农村人赶集的地方，每逢赶场天，这里也很热闹。刚来的时候，人们都不敢上山。妹妹出生不久，邻居中那位姓舒的独臂叔叔上山去赶集，想给月子中的母亲买只鸡炖汤喝。他走到半山腰，看到树林里有很多猴子，有的咧着大嘴发出奇怪的叫声，吓得他赶紧跑了回来。

　　那些年生活困难，爸爸从食堂带回来的饭，大米被水发得像花生米那么大。据说国家遭受了自然灾害，粮食短缺，大家都舍不得吃，都留给自己的孩子。

　　白皎乡最热闹的地方是乡小学。小学以前是一位黄姓大地主家的大院。院内的屋子是教室和老师办公室，中间的坝子是一个篮球场；院外有几个小卖部，人们在这里购买食品和生活用品。小卖部前也有一块坝子，农民们在这里卖菜，人们也在这里赶集。

　　雨过天晴，晨曦初现，山头白雾缭绕。村民们挑着蔬菜下山，急匆匆赶往坝子。这里人来人往，空气中弥漫着泥土、雨水和蔬菜的混合气息。卖菜的男人有的头上系着毛巾，有的围着白色或蓝色的布条，胸前挂着蓝布围腰，腰间别着叶子烟袋，还插着一根竹子做的烟杆。他们有人赤脚，有人穿着沾满黄泥的胶鞋。从腰间抽出烟杆，装上烟叶，点燃后“吧嗒吧嗒”地抽个不停，随后，一泡清口水从嘴里飚出老远。据说，他们头上的毛巾和布条既可以擦汗洗脸，也能用来洗澡洗脚。卖菜的女人有的背着小孩，一边与人讨价还价，一边摇晃着哄背上哭闹的娃娃。他们用卖菜的钱去小卖部购买盐、油、布匹等生活用品。小卖部的另一头是一片桢楠树林，十几棵桢楠树高大古朴，大多一人难以环抱，郁郁葱葱，充满生机，宛如一幅原始的风景画。这里有一家小茶馆，矿上许多职工闲暇时都来这里喝茶、打牌、下棋、打麻将，消磨时光，茶馆生意十分红火。

　　1964年，国家“三线”建设的部分项目迁至西南山区。7月底，中央西南区“西昌会议”召开，确定以六盘水为中心，包括云南宝鼎山、四川芙蓉山、松藻等矿区在内的西南煤矿基地建设项目，以满足“三线”建设的需求。该项目由煤炭部负责开发，西南煤炭工业建设的序幕由此拉开。

　　“三线”建设的号角正式吹响后，全国各地纷纷提供人才支持。煤炭工业部基建司建井工程处的五十四、五十八、五十五、四十四处等单位坚定地迈出步伐，相继抵达芙蓉山下，参与煤矿工程建设。四川省煤矿基本建设公司带队，重庆中梁山、南桐矿区派出行业系统的技术骨干，东三省的鹤岗、松辽、阜新矿区也组织人员不远数千里进行对口支援。当年，父亲出差东北带回一支名为“五0三队”的整编连队，他们是最早到达白皎支援矿井建设的人员，随后又有三百多人从鸡西、吉林、辽原煤矿来到白皎矿。

　　矿区建设指挥部设在巡场镇，芙蓉山下的四对矿井同时开工建设，由矿区指挥部统一调度、指挥和采购，并统一设立宜宾地区办事处。“三线”建设者们在方圆十多公里的山沟里露宿风餐，日夜拼搏，工地上时常亮如白昼。他们凭借铁锤和钢钎，挖掘出一条条幽深的巷道；用肩膀和双手，搬运着一块块沉重的石料；用汗水和智慧，创造出一个个掘进奇迹，也涌现出一批省级劳模和生产技术能手。

　　作为矿区母矿的白皎煤矿，更是干劲倍增。职工撸袖上阵，工人们在猴子山下打眼放炮，快速掘进两个井巷；在山坡上开凿东、西风井以实现井下巷道回风，绰号杨老虎率121掘进队创造出单头日进尺全国纪录，他被评为全国劳模，光荣进京，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整个矿区洋溢着自豪之情，工地上充满了欢声笑语。父亲身为医生，也需下井参加劳动。在修建矿井副平硐前的那座桥时，他与工友们脱去上衣搬运石料，搅拌灰浆，砌墙，干得热火朝天。同时，他还要为划破手指的工友包扎伤口。井下的巷道夜以继日地延伸着，井口外也变成了一个大型工地，农田很快被从井下拉出的矸石矿渣填满，工友们在上面建造木工厂房、修配车间和高大的煤仓。汽车从几十公里外的长江边大溪口运来木材，堆积在料场里，有些圆木十分巨大，解放牌汽车拉起来颇为吃力，经常能看到路上一辆烧柴油的大型斯柯达卡车也只能拉着一根巨木……

　　“三线”建设备受中央高度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邓华上将和傅钟上将先后抵达白皎、芙蓉、杉木树、巡场等地的矿井，检查基地建设情况。1966年4月下旬，原国防部部长、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的彭德怀元帅不辞辛劳，赶赴矿区视察“三线”建设工作。在三天时间里，元帅分别前往白皎、芙蓉、杉木树矿井，并深入到工作面。在井下，他详细了解生产进度、质量、矿灾害以及煤质等情况后，面对围上来的一群满脸汗水的掘进工，用洪亮而关切的声音喊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他还与劳模工人紧紧握手，并说出那句掷地有声的话：“国家要煤，工厂要煤，人民要煤”，“发动群众干，工人阶级硬骨头精神要体现！”

　　在那段日子里，他们没有舒适的宿舍，只有简易的工棚；没有美味的佳肴，只有粗糙的干粮；没有轻松的娱乐，只有艰辛的工作。然而，他们没有怨言，没有退缩，没有放弃。他们怀揣坚定的信念，拥有顽强的意志，具备无私的奉献精神。

　　随着矿上人员增多，单位征用了红砖瓦房，我们和邻居几十户搬到不远处的张家山坡上，那里有一座农村大院子。

　　张家山是个独立的小山头，上下山走的是泥土小路。站在山上，可俯瞰山下正在建设的矿区。一条蜿蜒的公路沿着右边山壁伸向远处的塘坝，塘坝山坡上是一片工地，正在修建干打垒职工住房和学校。放眼远望，几公里外的一条铁路路基正在田坝中建设，据说铁道部司令员郭维臣正在视察宜珙铁路的建设情况。施工队伍被称为“四一五”，那些抬石料下苦力的都是劳改犯人。

　　那时的天空格外湛蓝，白云悠然地飘荡着。矿区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也有着独特的乐趣。我和小伙伴们会在山间奔跑玩耍，探寻大自然的奥秘。我们会采摘路边的野花，追逐着飞舞的蝴蝶，用蜘蛛丝去粘小蜻蜓，笑声在山沟里飘荡。

　　一天，矿区的大人们罕见紧张起来，救护车朝着矿井口方向疾驰，井下出事了！人们朝井口方向奔跑，很多人围站在井口附近，焦急地等待井下遇难者被救出。那天是1965年4月7日，阳光明媚，可对受害者及其家庭来说，却是最黑暗的一天。井下发生瓦斯爆炸，22名矿工遇难，还有不少矿工烧成了重伤。

　　“四•七”事故惊动国家部委，上级从北京和其他地方抽调一批烧伤外科专家和医护人员迅速赶来救援。父亲也参与医疗救治工作，在塘坝医院，他日夜为处理烧伤医护事宜忙碌，很少回家。一些人被救活，但留下深深的伤痕，人们说被烧伤的人若喝水不觉得烫，就没希望了。

　　出殡送葬当日，人们抬着棺椁，手持花圈，奏响哀乐。送行队伍绵延数里，白皎矿区众人皆参与送葬。队伍朝着塘坝轿顶山下的墓地徐行，失去亲人的老人孩子家属们悲恸欲绝地嚎哭着，这一令人心碎的场景至今仍让人心情沉重。这种猝不及防的生死别离令人难以承受，下葬时，有的亲属跃入坑中不愿出来，许多人去劝慰那位因失去丈夫而痛苦得不愿活下去的妻子，矿区好长一段时间提不起精神来。

　　二、 风雨中的矿山

　　一天下午，我在学校外坝子里玩耍，忽然瞧见一些人抬着物件，呼喊着口号从铁路桥边石子公路坡上走了下来。他们所抬之物包括雕刻着精美图案的木柜、桌子以及麻将、长牌、尖头皮鞋、高跟鞋等等，来到坝子中央后，便将这些东西堆放在那里。人们纷纷围在坝子边瞧热闹，有人点火焚烧这些物品，据说这是在反“四旧”。

　　自那天起，矿区的男人们不再有穿西装、梳飞机头的，女人们也不再有喷洒香水、穿旗袍和高跟鞋的。桢楠树林下不再有棋牌乐的声音，也没有人把鸟笼挂在树枝上，边喝茶边闲聊了。从此以后，桢楠树林下不再是人们消遣的场所，茶馆也未能恢复往昔的繁荣。

　　矿区建设指挥部被革委会取代后，矿建单位时常召开批斗人的大会。会场最初设在那幢三层楼红砖瓦房子前面的空地上。当时有一位姓方的领导，隔三岔五就会遭到批斗。此刻的方某某头戴尖尖帽，低着头，不敢有丝毫反抗，任由他们处置。会议结束时，遭受批斗的人在口号声中被反押着双手迅速推下，跑得踉踉跄跄，几乎摔倒。在批斗大会上，发言人一讲话就会激动起来，一激动就会有人高呼口号。被批斗的走资派有时会背着一个稻草人，胸前还挂着一块牌子。听人说，那个稻草人可不轻，里面放了一块石头。

　　当时被专政的对象涵盖了从走资派到地富反坏右。红色风暴在矿区肆虐，广播里每天都播放着革命歌曲，造反派们把那些出身地主家庭的人，包括当地农村在解放前曾当过地主的人也都揪了出来，在他们胸前的衣服上别上一个卡片，上面写着：地主某某某，有时还让他们头戴纸糊的尖尖帽子游街；这些人经常陪着走资派一起挨批斗。召开批斗大会时，被批斗的走资派站在台上，贴牌地主则站在台下，面朝大家耷拉着头，一动不动。地富反坏右全都被管制起来，无论走到哪里都必须老老实实，不能左顾右盼，更不能随意说话，即使小孩辱骂他们，也只能低着头，不敢吭声。

　　次年春天，我家从山坡上的农村院子迁至坡下矸石山附近厂区的一间约20平方的瓦房后数日，矿上传来地区发生武斗的消息，而后这股风波也蔓延至了矿区。

　　在矿上，存在着两个派别，父亲上班时，有人递给他“红色”派袖标，他收下后放入衣包；不久，又有人给他“五四”派袖标，他同样收下并妥善放置。两派之人相互攻击激烈，口水仗已无法满足他们，很快便发展至动用枪支的武斗阶段。离我家不远处有一个修理矿山机械设备的机修厂，该厂已开始制造枪炮。我曾目睹他们用自制的机枪试射，朝着厂外的荷田开枪，数发子弹射出，枪声震耳欲聋，令人胆战心惊。矿上还有人制造手榴弹，某次试弹时，手榴弹扔出后并未爆炸，然而当试弹人前去查看时，却发生了爆炸，导致其当场身亡。在新修的煤仓下方，矿上为其组织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

　　大约在四、五月份，矿上爆发了双方相互攻打的战斗。一日下午，众多人手提棍棒，从我家门前经过，朝着矸石山进发。夜幕降临，矸石山上人影攒动，邻居们大多逃出了矿区，未走的人也紧闭自家房门。月亮升起，一挺机枪架在对面山上，想必是在封锁进山的路口。远处传来狗吠声，不久后便听见了稀疏的枪声。当时我并不十分害怕，说来也巧，我的三舅从河北来到我家。三舅在石家庄某部队担任营长，身着解放军军装，还有一名随行人员。父亲曾在刘邓大军的部队中参与过诸多战斗，经验丰富；母亲也曾在老家担任过抗日游击队队长，真刀真枪地战斗过。他们开着门在小院中聊天，抽着三舅带来的牡丹牌香烟。夜深了，母亲、妹妹和我感到困倦，便进屋在朦胧中睡去，直至天蒙蒙亮时才醒来。我见大人们仍在睡觉，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早上，母亲做好饭后，叫大家起床用餐。早饭后，我朝下面油库旁边的公路走去。

　　大约九点多，我看见一些人怀揣枪支、背负大刀，在公路上站立，似乎在执行任务。不一会儿，远处传来吆喝声，很快便有上百人的俘虏队伍高举双手被押送过来。我站在路边，俘虏队伍从我面前经过，路边有一人手提大刀，朝着俘虏中抬着一个面部盖着白布、满脸血迹的人走去。他掀开白布看了一眼，骂了几句，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便让他们将其抬走了。

　　父亲一大早就去了矿上的卫生所，那儿的武斗尚未结束。母亲因担心父亲的安危，中午见父亲未归，便带着我妹妹前往卫生所。卫生所位于井口上方的食堂旁，是新建的矸打垒楼房，那里有几栋新屋，主要供矿上职工居住。她们抵达后，瞧见屋外有一些死者躺在地上，四周满是血污，还有些人在包扎伤口，卫生所里的人们则匆忙地进进出出。这时，有人用脚踢地上的人，一位路人见状说道：“人都死了，何必再踢他。”结果立刻被另一个长着胡须、双眼充满仇恨的人用木棍击倒在地。

　　妹妹被这一幕吓得浑身颤抖，父亲赶忙抱起小妹，对卫生所里的人说了些话后，便直接回家了。三舅让父亲暂时别去上班，父亲也就几天没去卫生所。也许那些造反派看到我家有一位身着四个兜军服的解放军军官，不清楚这位军官的来历，所以没人找父亲的麻烦。

　　劳模杨老虎在这次矿乱中遇难，各队无人上班，矿上的生产陷入瘫痪。当时，上级拨给矿区二十辆解放牌汽车，用于矿井建设，但却被征用来支援武斗。参与武斗的人们，手持钢钎棍棒，头戴藤帽，乘坐汽车浩浩荡荡地从矿区出发，前去支援造反派。那里的战斗异常激烈，伤亡惨重。泸州有一个叫225厂的军工生产企业，实行了军事管制。造反派称：“他们有军队，我们拿不下。”他们还说：“泸州就只剩225厂没有解放了。”

　　那时国际形势复杂，中苏边境时有冲突，核战争的阴霾笼罩。中央下达命令，要求解散各地的派性组织，禁止再进行武斗等内乱行为。为了控制流血事件，1970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奉命对矿区实施军事管制。在小镇驻军的整团兵力由一位姓侯的副师长统领。一位姓刁的副团长，人们称之为刁副官，率领一个连的兵力进驻白皎煤矿，全副武装，威风凛凛。军队进驻后，武斗很快就停止了，随即生产建设得以全面恢复。

　　我看到解放军后，心里感到很踏实，觉得天下太平了。然而，批判走资派和当权派的大会仍照常举行。军管期间，军队的主要任务是维持稳定，生产方面仍由矿长负责。刁副官是自贡富顺人，满口富顺口音，四十多岁，不胖不瘦的脸上，一双眼睛显得深沉而刚毅，说话斩钉截铁，语气很重，给人一种一言九鼎的感觉。部队经常在我家门口的矸石山上进行军事训练，我和邻居们经常去观看。战士们练习投掷手榴弹，有的能扔出五十多米远。士兵们还在坑里练习火箭筒射击，这是一种专门用于打击坦克的武器。射击时，一名士兵扛起火箭筒，瞄准两百米外的目标，另一名战士则匍匐在一旁。伴随着一声巨响，火箭筒尾喷出一股青烟，弹头飞射而出，精准命中目标。由于部队天天进行这样的训练，我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就在这时，矿区传来消息，东北地区的珍宝岛发生了苏军侵犯事件。中国军队毫不畏惧，果断开炮，将苏军的重型坦克击沉江底。中苏两国因领土和边界问题关系恶化，苏联调派大批军队进驻我国新疆边境，企图对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突袭中国的核设施，就像他们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

　　中苏之间局势紧张，核战争一触即发。为了防范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发动战争，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中国人民始终秉持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全国各地随处可见醒目的标语口号和宣传画。为了加强战争准备，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于是全国各大城市纷纷掀起修建防空洞的热潮。

　　矿区的宣传栏上经常张贴一些关于防核爆炸、防辐射、防生化武器的战争宣传图片，学校也邀请军事人员为师生讲解相关知识。“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歌声在工厂、学校、军营中回荡。军队加强了军事训练，工人们努力提高生产效率。矿上召开大会时，领导嘶声呼喊：“我们要加快生产步伐，要明白，多挖一铲煤，就是多一发打击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炮弹！”矿上不时地创造高产纪录，矿工们每天都下井作业，矿工家属也积极开展支援一线生产的活动。她们在井口送豆浆、包子，有时还敲锣打鼓为矿工们加油助威，场面热闹非凡。后来，战争乌云消散，矿区紧张氛围缓解，矿山建设进程加快。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矿山铁路终于竣工了。许多人一大早站在铁路两旁，满心期待地等待着火车到来。他们的脸上绽放着自豪和喜悦的笑容，因为他们深知，这条铁路将为矿山带来崭新的发展机遇。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汽笛声，冒着浓烟的火车驶来，人们的心情愈发激动，欢呼雀跃起来，声音回荡在矿区上空。火车缓缓停下，四面八方的人们奔跑着涌向火车，围着热气腾腾的铁牛喜笑颜开。火车司机微笑着向他们挥手，人们也挥手回应，心中充满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随后，有人迫不及待地爬上火车，想要感受火车的魅力。他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摸摸这里，看看那里，兴奋得像孩子一样。火车司机看到他们的兴奋，笑着说：“这是我们矿山的希望，也是我们国家的希望。”纯朴的矿山人听了火车司机的话，心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们深知，这条铁路不仅是矿山的骄傲，更是国家的骄傲。

　　1970年，白皎煤矿在风雨困苦中完成基本建设，进入正式生产阶段。矿区建设指挥部撤销，成立芙蓉矿务局，下辖三对矿井。

　　煤矿生产需要大量矿工下井。上级从东北、重庆、广元等地的国有煤矿调来大批人员，刁副官也从家乡招来一批富顺人。在计划经济年代，一个国有企业除了生产，还配套建设了供应、公用、机修、建材、医院、学校、公安分局、检察院、法院等单位。白皎煤矿矿建完工后，单位让基建单位职工自愿选择去留。父亲说：“我十七岁不到就随刘邓大军南走了半个中国，从西藏转业到重庆，本以为安定了，结果又到了川南。”渡江战役后，父亲随第二野战军实施千里大迂回，截断国民党西南防线，1949年冬天，随部队翻越大山经过这里，然后参加了解放宜宾的战斗。转业后，他的战友大多留在成都和重庆等大城市工作。父亲思考多日后对母亲说：“现在煤炭紧张，国家需要煤炭，我们还是留下吧。”就这样，他和许多基建职工选择留在芙蓉山下的白皎煤矿。

　　芙蓉矿务局成立之初，从全国各地调来一批各方面专业技术人员支援矿区建设。矿务局塘坝医院里有不少医生专业能力强，医疗水平精湛，矿区医院从那时起设立的烧伤医疗科在宜宾地区乃至西南地区有名。

　　学校的老师中有很多出自名校。我所在的学校校长毕业于北师大，老师中有华东师大、上海大学、川大、重大、西南政法大学、西南师范学院毕业的学生。矿上每天开始原煤生产，父亲干着他的医生工作，适龄小孩都到自己单位新建的子弟学校上学，芙蓉山下的矿区成为建设者的美好家园。

　　三、困苦日子里的自强

　　（一）

　　“三线”建设秉持“先生产，后生活”的理念，全力投入工业建设，生活设施一律简化，城市基础设施无暇顾及，职工居住条件极为恶劣。

　　六十年代，初来此地的人们大多租房居住，也有人自行修建简易房屋。七十年代，矿井生产规模扩大，矿上每年都要招收数百名新工人。矿上职工的子女若符合招工条件，便可录取为工人，他们大多与父母同住。其余新招人员多来自川渝不同地区，符合招工条件。大量新生力量的汇聚，使矿山充满生机活力，但也给后勤生活带来巨大压力。尽管单位在塘坝山坡、井口上方的坡地、两合岩采石场等地修建了矸石房，但仍无法满足矿区人口的快速增长。

　　新招矿工多为单身未婚青年，住在单身职工宿舍。然而，单身职工在矿上结婚成家后，也需要住房。有一位矿工，来矿工作不久后与一位女工恋爱结婚，婚后没有住房，便在职工食堂的一个角落搭建了一个偏棚居住。不久，下大雨，路面塌陷，矿上总务人员见状说此处不安全，要求他们立即搬走。小两口无奈，瞪着眼睛问：“搬到哪里去？”那人也一脸茫然。小两口无奈之下，只好找到好友。好友将自己的住房让出一半，这两口子就这样住了好几年。

　　已婚矿工中大部分都在农村安家，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那些举家来到矿上的矿工，矿上也无法全部解决住房问题，他们只能去周边农村租房。农村房子紧张时，有的干脆自己搭建棚户房子住下。那时，河边、铁路边、山崖壁、矸石山边坡上随处可见自建的简易住房。

　　棚户房子大多就地取材，用石块泥土垒建墙体，也有不少采用废旧枕木建造，房顶用一些木材边角料搭建，上面覆盖着石棉瓦、油毛毡或风筒布。那时，能有一间稍大一点、地面用三合土打成的房子就算不错了。棚户房屋矮小，夏天闷热，电线私接乱搭，有的一家三代人挤住在一起。夏天天气炎热，屋里像个蒸笼，很多家庭用竹子板做成凉板床，抬到屋外睡觉。遭遇蚊虫叮咬时，就点一根蚊香，那蚊香是用锯木面混合六六粉制成，有香肠那么粗，每根差不多两尺长。

　　有一年夏天的夜晚，天降暴雨，李家河水位猛涨，湍急的河水漫过河床，冲垮了河堤。河堤边上的棚户房子大多被冲垮，人们纷纷出逃，有个职工家属因逃命不及时，房屋倒塌，被汹涌的洪水卷走，人们沿河寻找了几天，始终没有找到她的下落。

　　矿工工作艰辛，行业风险高。国家关怀煤矿工人，八十年代针对煤矿职工家属在农村的人口推行农转非政策，规定农村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后可迁入矿区。当时，此政策如浩荡皇恩，让数百万如“候鸟”般的矿工欣喜若狂。然而，上面未充分考虑该政策给现实矿区带来的巨大压力。大量农转非人员涌入，白皎矿区人口逾两万，芙蓉矿区人口近十万，这一时期矿区棚户房数量达峰值。

　　除住房紧张外，上学、就医、就业、社会治安等问题也让千家万户心急如焚，部分职工家庭生活困顿。

　　那时，一个矿工养活数口人很普遍，甚至一家三代住自行搭建的棚户房，老少等米下锅。他们离开世代依赖的土地，矿区准备不足，人口如洪峰般涌来，生存状况堪忧。矿上用尽房屋解决住宿，河边、矸石山、公路边、山坡上简易住房增多。当年，父亲用石头垒建的房子，多人想买或租。学校一个班级学生多达六十人，不够就在学校后山熊家沟山沟搭建临时学校。中学教师一周授课二十多节很常见。每逢放学，塘坝至白皎的公路上队伍冗长拥挤。农民的蔬菜还没到菜市场，就被抢购一空。在矿区，矿工收入不高，不少家庭抗风险能力差，稍有变故就陷入贫困，特别是一些矿工因公负伤后，生活来源困扰家庭，瞬间成为社会救助对象。在矿区，常见妇女在菜市场徘徊，只为捡农民卖剩的菜叶菜帮，平时很少吃油荤。直到九十年代末期，一些家庭电器仅有电灯和手电筒。为生活，许多家庭自立自强，到外地批发日用品摆地摊做小本生意，通过勤劳经营摆脱困境。那几年，我教的学生中，多数初中、高中毕业后，没考上中专或大学，就去东南沿海打工。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矿区推行部分商品化住房，单位和住户各出资一部分。通过打分排队，符合条件的可享受优惠价，超出面积按市场价分配住房。住房商品化和后来矿区开展棚户区改造，矿工住房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数十年转瞬即逝，又一现象令人感慨万千。

　　煤矿去产能后，矿井封闭，众多矿山人各奔东西，往昔充满人间烟火气、无比温馨的住宅区，如今却变得萧条冷落。家园的繁华已然落幕，从人们眼中读出的是人生无奈与无助。曾经火热的矿山已在岁月的长河中消逝，来到芙蓉山下，仍能看到衰败破旧的矿山和当年矿工们一些破败的自助建房；房前的树木已经长大，望着风中摇曳的树枝，回忆往事，不禁让人感到心酸和沧桑。

　　我们纯朴的矿工，不但特别能战斗，而且特别能忍受。

　　（二）

　　父亲一人工作，母亲无业，全家每月仅靠四十多元工资度日。

　　住在张家山坡的农村院子时，在刘家大嫂的引领下，母亲做起了洗衣工，以补贴家用。后来搬到山下原炼钢厂建的瓦房后，母亲继续独自做这份工作。那时的被子不是现在的套筒式，棉絮要靠针线将包单和面料缝合，既费时又费力，所以很少有矿工自己洗。洗一床被子三角钱，洗一套工装不到两角钱。

　　我上小学时就开始跟着母亲劳动。

　　冬天的清晨，天还没亮，母亲就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我背着背篓，揉着眼睛，跟着母亲在刺骨的寒风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有灯光的职工宿舍区。到了后，母亲会喊：“收被子，洗被子哟！”很快就会有矿工把要洗的被子和衣物抱出来放进背篓。母亲会在收来的被子和衣物上系一个带编号的小木牌，给洗衣人一个小牌子，两个牌子合起来号码就完整了。送回时，人们凭小牌子认领自己的物品。我们一天最多洗六、七床被子和几套衣服，再多就洗不完也干不了。那时我刚满十岁，只能背三床被子，再多就背不动了。

　　回到家大概七、八点钟，母亲一边拆被子上的线，一边烧水。趁这空当，我们赶紧吃点东西。几分钟吃完早饭后，就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母亲把双袖高高挽起，拿一个大木盆把被单放进去，倒上滚烫的水，加些肥皂水，泡几分钟后，就开始刷洗、搓揉、拧干，整个上午都在忙碌。

　　洗好的被单会用稀释的米汤水浆洗，然后两人相对牵着拧干，挂在绳子上晾干。有时家里水管水流小或停水，我和母亲就把洗好的被单和衣服背到河边清洗。晒被单时，如果天气不好没太阳，还得用炕笼在火上烤干，然后把棉絮放进晾干的被单里缝好，必须在当天晚上把被子送回工房。

　　洗衣工作要早起晚睡，非常辛苦，但一天最多能挣两元钱。在当时，这收入还算不错，能满足生活需要。那时，六级工月收入不过七十二元左右，技师中最高级是八级工，月收入可达上百元，那是技术工人的人生目标。

　　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了，只记得是在某个元旦的清晨，我穿着新买的解放牌胶鞋，随母亲一同出了门。我们背着收到的被子回家拆线时，突然一叠新钱掉落在地，全是贰元面值的，捡起一数，共有十八张，总计三十六元。这些钱是那位矿工的工资和平时的积蓄，他放在被子里，母亲收被子时，他给忘了。我瞧见那一张张崭新的钞票，还没等我摸一下，母亲就用手绢包了起来，说道：“这钱得赶紧送回去！”当天晚饭后，我们一起背着被子和衣服来到工房，那个人早已在门外等候，还有一些职工也在。母亲询问那人钱的数额和面额，一一核实无误后，如数归还。那人十分高兴，当即拿出一张贰元钱表示感谢，母亲坚决不收，说：“这钱你挣得不容易。”

　　朴实善良的母亲每日都在为生活辛勤操劳。

　　有一次母亲送被子时不小心摔了一跤，伤到了腰部。不久后，她患上了骨结核，疼得直不起身子。我和母亲无法再去收被子、洗衣服了。母亲的病情日益严重，父亲到矿区医院与外科孙主任商议，孙主任认为这病必须立即治疗，不过手术风险较大，需要从身体一侧胯部取出骨头，替换另一侧坏死的胯骨，建议立刻送往自贡工人医院进行手术。矿区医院安排了救护车，父亲将母亲送到了自贡工人医院，手术非常成功，母亲得以康复。一个多月后，母亲从自贡转回矿区医院，继续住院治疗了一年多。出院时，医院结算共花费一千多元。在当时，这无疑是一笔巨额债务，我家没有足够的钱偿还，单位便先行垫付，并补贴了大半，其余部分则每月从父亲工资中扣除几元来还债。

　　母亲是个坚强的人，出院后，尽管身体还很虚弱，她就开始操持全家的生活。不能再洗被子了，她就在自家房子附近开垦荒地，种些蔬菜。看到别人在采石场打石子挣钱，她也去了那里。

　　我和矿区许多同龄孩子一样，天一亮就跟着母亲起床，简单吃点东西后，拿着扁担和打石子的工具出发。母亲在采石场找了一小块地方，我负责捡石头，不停地挑过来，给母亲敲打。打石子的场面十分热闹，“噼啪噼啪”的敲打声不绝于耳。没过几天，我们就打出了一大堆石子。收石子的人用木制的大方斗进行验收，一方石子四元钱，我们一个星期能打两方石子。打了一年多石子后，铁路局在山下修建通往县城的铁路，打火车隧道时，我已上初中，放假时，我和班里的同学也去打石子。火车铁路上用的石子要大一些，每方价钱两元多。

　　那个时期，人们的穿着和饮食皆依计划分配。每年，单位会依户口给每人发放一定量的布票与棉花票，母亲据此计划购买何种颜色的布料。灰色与蓝色的卡叽布常被用以制作上衣和裤子，其后出现的确良，众人皆觉此布料时髦。高档布料被称作毛料，主要用于制作中山装，一件中山装价格五六十元，常人难以负担。父亲在西藏时，部队发予他的毛料军服乃家中最佳服装，此外，父母各有一件羊毛军用大衣，亦甚为高档。全家对穿着无过多奢望，只求每人有两条裤子可供换洗便足矣。当时，主要问题在于解决吃食。粮油肉酒皆实行定量凭票购买，小孩每月有十多斤大米，大人则有二十多斤，每人每月还有半斤猪肉与二两菜油。矿上诸多家庭有五六口人，仅一人上班，每月工资仅用于购买食物。

　　父亲见家门外有一小土丘，遂拿起锄头将其挖除，自矸石中拣选出一些井下丢弃的料石，修建一座小屋，并于旁侧搭建一个家禽窝。

　　春天，单位发放工资，父亲携积攒之钱，至小镇家禽贩卖点。彼处人多，亦有矿上熟人，他们前来购买饲养小猪。父亲四处张望，此处摸摸，彼处捏捏，在家禽贩卖点转悠许久，终花六元钱购得一头九斤重的小猪。

　　下午，父亲将小猪背回，全家皆围着背篓观瞧。小猪约有一尺长，嘴尖屁股亦尖，模样甚丑。但其食量颇大，屁股上总夹着屎，摇摇欲坠之态。我与邻居伙伴们开始为自家喂养的小猪至野外寻觅食物。

　　平素，母亲会上山找寻猪草，学校放假时，则由我每日背着背篼，沿弯弯山路，至树林坡地、田间地头完成此任务。我家附近有姓罗的两兄弟，我们常一同相约上山。若某日无伙伴同行，我一人上山便会觉甚为孤单。在盛夏时节，我们常下河洗澡，爬上树摘酸枣果子食，味道酸甜可口；有时我们亦会自制土枪与弹弓于山上打飞鸟。常遇此情形：眼见太阳快下山，然而背兜里的猪草尚少，我们便赶忙去找寻一些。有时打的猪草多些，归家时便会有一种功臣之感；有时少些，为蒙混过关，快到家时，我们便会将背篓里的草料抖松，使其看起来多些。父亲切猪草时，用大手一抓：“此怎够呢？”我便会觉问题甚为严重，父亲只得又上山找寻。在数年的悠悠岁月中，矿山周遭的山坡上布满了我与伙伴的脚印。

　　我家的第一头猪已重达百斤有余。冬至那天，宰杀年猪，用自家菜园里的新鲜蒜苗炒制而成的一大盘猪肉香气扑鼻，令人垂涎欲滴。父母将送给邻居和单位朋友的几块肉留出后，其余的全部撒上盐放入缸中，数日后挂起晾晒几日，再用柏树枝和锯木面烘烤制成腊肉。自那以后，我家每年都会饲养一头猪，家中开垦了一些荒地，蔬菜的供应也不成问题，生活相较于那些仅依赖微薄工资的家庭要好上许多。

　　有一年，矿区骤然掀起“红色台风”，纠查队人员手持棍棒，衣袖佩戴红袖章，气势汹汹地冲向父母：“凡是饲养的猪、鸡、狗、家禽都要视作资本主义尾巴予以割除。限你家在规定期限内将生猪处理掉。”时值五月中旬，天气渐热，那头长白山猪体重达一百五十多斤，若饲养至年底，至少也有二百多斤。无奈之下，唯有依照指令将生猪处理掉。当下无法熏制腊肉，只好剥下猪皮，将肉切成块状，在大锅中熬出油来，待水汽消散后，倒入缸中存放。此法效果颇佳，食用了半年，并未变质。父亲在战争年代患上胃溃疡，大约每年都会发作一次，疼痛难忍，在西藏军区卫生部时，曾准备为其进行手术。转业后，无论如何治疗，都难以确保该病每年不再复发。奇怪的是，这一年，我家院坝外的一块地里长有一种名为野三七的菜，其藤蔓叶子极为繁茂，我们时常用叶子煮汤，在汤中放入一些缸里的油，再添上一两块肉，香气扑鼻。待缸里的肉和油被吃光后，父亲的胃病自此便不再发作。父亲心情舒畅，宣称他是靠吃这个菜治好胃病的。

　　数月后，红色台风停歇，矿山人的“资本主义尾巴”逐渐在一些家庭中再度翘起。

　　生存就是吃穿住。生活困苦，拌不倒勤劳的自强者。困苦日子，是一代矿山人坚守的故事。

　　四、 艰辛的矿工

　　那年中秋刚过，我收到矿上的招工通知。当年矿务局大规模招工，仅白皎矿就计划招收二百人左右。按照规定，父母退休后可由一名子女顶替，我因家庭贫困而参加了工作。

　　全家人皆大欢喜，我也满心欢喜。在那个时代，只有进入工矿企业或参军这两条途径，才能成为国营正式职工。招工指标审批极为严格，必须经过地区或县劳动部门的批准。凡是获得批准参加工作的人，便拥有了铁饭碗。进入厂矿当工人，令当地村镇的年轻人羡慕不已。

　　我的许多同学也在此次招工中，一群年轻人在欢声笑语中乘车前往县医院进行体检，几天后正式报到。

　　上班的第一天，母亲清晨便为我准备好美食，出门时还不停地嘱咐。我来到矿办公楼的球场坝，工资科的人员手持名单，拖长声调喊着名字，我被分配到一个土建队的班里，据称要先突击几天土建工程，也就是挖掘土石方，然后再分配到采掘连队。此时我才得知，新招收的人员不仅有矿区的，还有来自川渝地区其他矿区的职工子女。矿务局连续多次大规模招工，几年间从重庆中梁山煤矿、天府煤矿、广元煤矿、松藻煤矿、乐山嘉阳煤矿、四川威远煤矿等招募了数千名拥有招工指标的矿工子弟。矿区的年轻人逐渐增多，打篮球的人多了，吹拉弹唱的人多了，在路边和田间散步的人多了，帅气的小伙子和漂亮的女孩也多了，矿区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挖掘和抬运土石方并不觉得十分疲惫，年轻人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十分有趣。

　　几天后，矿上工资科开始将新招收的工人分配到采掘连队。

　　在矿办公楼的过道里，人流穿梭，有人一见到工资科的人，就忙着递烟点火。我这才知晓，在分配工作时，有关系才能去名声较好的连队。有的人通过父辈的熟人找工资科管分配的主管，有的则找矿领导给工资科打招呼指定分配连队。不过，白皎煤矿仅有那么几个连队，无论如何选择，不是掘进工，就是采煤工。父亲认识掘进三队的黄队长，听闻这个队还不错，属于开拓区，是负责打大井巷的，连队有一百多名职工。见面后，黄队长盯着我问：“想好了吗？”我点点头，决定加入这个队。

　　走进掘进三队的队办，有一个大约百多平方米的会议室，中间放着一个用汽油桶做成的大火炉，里面堆满了燃烧得通红的煤炭，会议室里十分暖和。矿工们出井后洗的工作服，就放在会议室里围着火炉烤干，衣服冒着湿气，会议室里弥漫着烘烤衣服的味道。矿工们大多来自外地，集体住在会议室那幢单身职工楼上，几个人一间屋子。会议室的门边有一个小办公室，是队长、书记和工资员办公的地方。会议开始了，一个说话嗓门大、声调高的人首先发言，他就是队党支部书记，脸上长着络腮胡，绰号王大胡子，也叫王大炮。王书记满口富顺腔，基本上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话中还夹杂着许多地方方言，偶尔也会说几句粗话，对不守规矩蛮干的人还要骂娘。黄队长的声调没有那么高，但给人一种经验丰富、很有心计的感觉，他的眼睛看人比较深沉，贼溜溜的，个子比较高，但人比较消瘦，年龄在四十多岁，讲话时常常伴有几声干咳，因为长年在井下工作，他患有矽肺病。

　　一个掘进队通常有三个班，昼夜按照早、中、夜三个班次轮流工作，每班工作八个小时。无论冬夏，大家最不喜欢上早班。

　　夏天天气炎热，那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蚊子又多，睡觉时床上要罩着一个蚊帐，没有一丝凉风，闷热得像蒸笼一样。一躺下来，马上就开始出汗，汗水顺着额头、脖子、胸背等全身各处慢慢滚落，滴在席子上，只好侧着身子再睡一会儿。往往是你越想睡着就越睡不着，一晚上要翻来覆去好几次，席子上留下了一大片被汗水浸湿的痕迹。等到终于睡着了，不一会儿，矿上的汽笛声就会划破夜空，钻进瞌睡人的耳朵里。这时正是凌晨四点半，人们不得不起床，在一个小时后必须赶到矿工更衣室，换好昨天脱下的散发着汗臭味的工装，然后去开班前会，一整天人都是昏昏沉沉的。

　　如果是冬天，凌晨四点半，人们就不得不离开温暖的被窝。迎面袭来刺骨寒风，双手缩进衣袖，紧紧抱住身体，缩着脖子，踏着吱吱作响的残雪，走进更衣室，再脱下刚穿上不久的衣服，换上昨日脱下的工装。

　　我被分配到三班，班长姓尹，身高不足一米六，但胸部和手臂肌肉结实，人称“敦子”，不久前还获得了省级劳模称号。班前会上，班长会根据当班工作任务安排人员分工。我年纪小，身体瘦弱，每次分配工作时，他都会看看我，也许在想我这样的身材，既没力气架起风锤打眼放炮，也没有相关操作技术，基本上只能干些小工或配角的活，所以几乎都安排我去出矸石，或者从事井下支护方面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也需要很大力气才能完成。如果遇到人工出矸，大家需要不停地用掏扒将矸石装进撮箕，然后双手捧着倒进矿车，一干就是几个小时不停；如果遇到发碹，上料石时，一个人一次要把近两百砣五十斤左右的石料从矿车里抱起来举上去；至于攉灰的，至少一个班一个人要攉上两三吨的石粉水泥混合灰浆，然后装在撮箕里递给站在上面发碹的人。一个班下来，我的工装早已被汗水湿透好几遍，身上似乎也没有汗水可流了。

　　井下作业采用计件方式结算工资，不同工作工资计算方式不同，每个人每班的工作都要记工分，多劳多得，月底统一结算。因此，力气大的人会选择工资结算标准高、工分高的工作，力气小的人只能选择工资标准低的工作。

　　在井下，大家都想早点完成当班工作，早点出井，所以一到工作面，根本不会有休息时间，都会一鼓作气忙到底，除非生产作业出现异常情况才会停工休息。矿工们有个习惯，一进井口就开始说笑、开玩笑，相互取乐，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就把当班的活儿干完了。但通常情况是：会说的人经常占别人便宜，口笨的人只能咧着嘴傻笑。这就导致会说的人始终占上风，咧着嘴傻笑的人始终成为大家取笑的对象，然后大家都拿他取乐，就像孙行者始终打妖怪，沙和尚始终挑担子，猪八戒始终说风凉话一样，各有各的角色。

　　班上有个人外号叫“墨鱼”，不知道是因为他的脸上长的眼睛像墨鱼眼睛，还是有其他故事，反正班里的人都这么叫他。休息时，他经常在卖菜的地摊边转悠，特别喜欢在一些卖菜的大姑娘面前晃悠。有一天，他看上了一个二十来岁、扎着大辫子卖菜的大姑娘，就蹲在人家菜摊旁边，跟人家套近乎，嬉皮笑脸地说个不停，还不时瞅一眼姑娘的脸，以便把握分寸，掌握火候。姑娘笑时，他笑得更开心，姑娘不笑时，他就想方设法逗人家笑。有人前来询问菜价，仿佛那菜是他的一样，主动搭话并帮腔。

　　临近中午，菜全部售罄，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姑娘对“墨鱼”的帮忙很是感动。“墨鱼”见姑娘要走，心里着急，便邀请她共进午餐后再走。姑娘激动得连连点头。“墨鱼”带着一个背着背篼的女子，得意洋洋地在职工食堂请她吃饭。有人问：“这是你的什么人呀？”“墨鱼”对好事者不予理睬。吃完饭，女子准备回去，可“墨鱼”怎么也不舍得让大姑娘就这么离开他，让她跟他去一个地方。他们往工房后面的山上走去，女子感觉有些不对劲，便停下脚步，“墨鱼”催促着，这时正好被队里的王大胡子发现，他大声朝“墨鱼”喊道：“‘墨鱼’，你小子在干什么？”王大胡子瞬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好哇，你狗日的尽想些吃不得的！”“墨鱼”做贼心虚，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无奈之下被王大胡子赶回了队里。

　　王大胡子把“墨鱼”叫到办公室进行“审讯”，大伙围了一圈，笑嘻嘻地看着“墨鱼”。“墨鱼”嗲声嗲气地试图表明自己是在做好事，但无论他如何狡辩，大家都心知肚明他的想法。“你这龟儿子那点花花肠子，能骗得了谁？喝了二两稀饭就想把别人骗到手”，围观的人中有说道。王大胡子忍不住笑了起来说：“看来，你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这件事在井下干活时，经常被大伙拿来开玩笑，“墨鱼”也跟着一起起哄取乐。

　　班长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可能是长期磨练的结果。一百多斤重的风锤，他一人提来提去就像拎小鸡一样轻松，在碛头上打眼几个小时都不歇息；抱料石，他可以不停地从上班抱到下班；掏矸石，他一弯腰连掏带脚蹬一下子就是一大撮箕，两个负责搬运的人都忙不过来。有一次，安装金属支架时，接口端需要用二十多毫米的螺丝串好后用扳手拧紧螺帽。他一边和大伙说笑一边拧，不知不觉螺丝就被拧断了，他说：“这是泥巴做的吗？”大伙休息时，他手拿一根钢钎，在井巷子里、碛头前这里敲敲，那里撬撬，处理安全隐患，或者修理工具。他感到累时，大伙都累得靠在巷子边坐着或躺着休息了，他却背靠巷壁站着睡觉，人居然不会摔倒。有人开玩笑说：“班长练的功夫是他家的秘传，没人有那功夫。”

　　井下作业非常危险。除了机电、运输不时发生事故外，煤矿安全中瓦斯事故和顶板跨落事故的对人的危害最大。

　　父亲告诉我，他当年在重庆南桐矿区医院工作时，曾遭遇鱼田堡井下瓦斯爆炸：“巨大的火球从井巷中冲出，映红了天空，井口处的钢铁支架被烧得弯曲，井巷里的人无一幸免。”父亲还说：“如果瓦斯和一氧化碳浓度很高，没有火星是不会爆炸的，但人一旦吸入，也会立即窒息而亡。在冬天，通风的巷道寒风刺骨，大家休息时，有矿工想避风，走到一个没有循环通风的独头处，突然倒下，窒息身亡，就是因为那里的有害气体浓度太高。”

　　巷道比较宽敞且全是岩石，通风比较顺畅，基本上没有瓦斯和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但在掘进有煤的巷道时，常有瓦斯和一氧化碳气体从煤层中逸出。井巷里的通风非常重要，一般都有通风自动循环系统，在进风巷由压风机压风进去，在出风巷由抽风机抽出，风流在井下巷道网络中循环。风力越大，瓦斯和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就越稀薄，基本被稀释吹走。对于无法形成通风循环的碛头，则采取用风筒一端连接大功率鼓风机，另一端接到碛头，通过鼓风机的风将瓦斯和一氧化碳气体吹走。同时，每个班里还配备了一名瓦斯检测员，背着仪器巡回检测。如果浓度达到一定程度，就会采取停工或撤人措施。我所在的矿井，曾经发生过多次瓦斯爆炸事故，或是因为风力不足，逸出的瓦斯浓度达到燃烧爆炸点，遇上火星而引发，这种情况对井下作业人员来说是毁灭性的灾难。

　　巷道里顶板跨落掉下石块砸伤下面的作业人员，也是造成伤亡率很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井下作业，必须先做好支护，主要有支架支护、发碹或挂网锚住后喷浆支护等，以防止顶板跨落事故。我所在的矿井，不仅瓦斯突出严重，而且地压灾害也特别大，一个新建成的巷道，几个月后，地压导致地面向上隆起，顶板向下压来，用于支护的木料很快被折断，金属支架也有变形的，没多久有的巷道就缩小了一半。

　　那天中班，碛头放完炮后，大家开始出矸，我站着传递矸石，像击鼓传花一样。大约传了一个多小时，我刚移动脚步，一块大石头从巷道顶部掉落下来，不偏不倚砸在我原来站着的地方，“好险！”大家都这样说。

　　那位不辞辛劳的班长，后来在一次处理顶板落石时，被突然掉落的巨石砸在下面，全班人都悲痛不已，而“墨鱼”是哭得最伤心的一个。我小时候有一位经常一起上山打猪草的姓罗的好朋友，也在顶板垮落事故中不幸丧生。每次下井时，走在漆黑潮湿的巷道里，我都会不停地用矿灯照着顶板，生怕那看似安全的头顶会突然露出狰狞的面目。

　　班长牺牲后，我对井下作业的安全更加警惕，不时提醒工友们注意安全事项，大胆制止违章作业行为，并给新来的矿工讲述以往发生的事故教训。也许是老天爷保佑，我平安地度过了在井下工作的日日夜夜。

　　有一天，二班的班长让我代替工资员到井下收掘进进尺。通常情况下，队里的工资员每天都要到井下作业点用尺子测量当班掘进的米数，以便记录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扣除所打进尺的材料、水电消耗，按照规定的定额计算出当班的工资总额。那天工资员有事，让我代他去收尺。快到中午时，班里打完炮眼，装好炸药后，大伙都下班出井了，井下只剩下放炮员、瓦检员、班长和我。

　　“轰隆”一声炮响后，没过几分钟，班长就催促大家前往放炮的碛头。由于当时打的是一条半煤巷，放炮时飞溅的岩石损坏了风筒，鼓风机的风无法直接吹向碛头，瓦斯无法排出，弥漫在工作面里。

　　放炮员收好放炮仪器出井后，我们三人走到离碛头不到一百五十米的巷道时，瓦检员用仪器检测出瓦斯浓度已经推光（即超过仪器上的最大值），我有些担心，但班长仍坚持往前走。我看到放炮后崩出的煤矸石从碛头往后形成一个斜坡，挂在墙上对着碛头吹风的风筒被打掉在地上，部分出风口被矸石压住。瓦斯比空气轻，聚集在巷道上部，浓度很高。班长让我进去收进尺，我犹豫了一下没有立刻进去，班长心急地从我手中夺过卷尺，大步走向碛头。他刚上坡伸手量尺子时，突然仰头向后倒去，像被枪弹击中一样，不省人事。

　　瓦检员被这情境吓住了，转身想跑掉，我一把抓住他大声说：“把他拖下来，用风筒吹。”我们把班长拖下来后，用风筒对着他的口鼻吹风，班长嘴角吐出一些白沫，十分钟后，他苏醒了过来。然后我们扶起他走到一个有回风的巷子休息了半小时，才朝巷道外走去。班长走路时头重脚轻，有些不稳，我和瓦检员搀扶着他出了井。事后回想起来，真是令人后怕，如果我当时走上坡去，只要吸一口气，结果可能也是一样的，或许更严重;如果班长中毒后我和瓦检员都跑了，班长可能丢命;如果此时弄出一点火星，可能引起瓦斯爆炸。

　　白皎煤矿作为全国知名的高瓦斯矿井，其地质灾害也相当严重。据统计，自正式生产至2017年9月停产封井的47年中，有175名矿工不幸遇难，平均每年约有4名矿工牺牲。

　　犹记得中国煤炭总公司的某位负责人，在某次大会上曾言：“没有哪个行业比煤炭行业流的汗更多，也没有哪个行业的女人比煤矿工人妻子流的泪更多，更没有哪个行业的工人比煤矿工人流的血更多。”

　　时光匆匆，芙蓉山下矿山的建设与生产已成过往，但这段历程决不能被忘却。它彰显着老一辈矿山人对煤炭事业的忠诚，是他们投身国家“三线”建设的初心写照，更是他们饱经风雨的奋斗历程和漫长岁月的艰难征程。回首那段时光，他们于艰苦环境中展现出的激情豪迈、勤劳奉献、坚韧自强的品质与精神，令人心生感慨。在山峦环抱、不见天日的地下，投身煤矿建设，他们奉献一生，谱写了“艰苦奋进、奉献光热”的宏伟篇章。那里有我怀念的生活，有我怀念的父母，还有我牵挂的矿工兄弟姐妹。每当回想起往昔的那些人和事，我的心情都会格外沉重，眼眶也禁不住湿润……

　　时移世易，经过几代矿山人的持续拼搏以及科技的发展进步，当下的矿井生产条件已得到极大优化，我国西南的煤炭工业产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不过，历史不容漠视，传承煤矿历史，即传承煤矿人的优秀品质与可贵精神，这是根基所在，是铸就煤炭事业辉煌的灵魂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