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户外柳树变绿，桃杏吐蕊，又是一个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每每清明首先想到的便是这首诗，古人却也怪，情绪低落了便想喝酒，找一僻静的酒家，取上一壶烧酒，先把自己浇个半醉，借酒浇愁。印象中清明的天气永远都那么阴霾，尤如行人的心，或许是对亲人的怀念，亦或是自己内心刻骨铭心的爱。

 

      山上的花儿已竞相开放，星星点点总要勾起人们内心的思绪。径河上的冰已消融，岸边已是绿柳婆娑，春意渐浓。轻风阵阵佛来，少有的惬意和舒心，这样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季节，美好中总是伴随着淡淡的忧伤。缓缓的徜徉在矿区花园的迂回小道，点上一支香烟，冥冥中走来了性格倔倔的父亲，远眺径河，思绪不由飘到黄河岸边的家乡，父亲坟前的那捧黄土是否还好？不由人陷入思念的悲伤。

 

      一直以来，“父亲”这个词总是萦绕在脑海里，总想为我那勤劳的父亲写点什么，却终究鼓不起勇气。我觉得以我现在的水平，还不足以为父亲说三道四，写的不好，有辱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曾有几时思念在梦里惊醒，睡梦中那一丝丝，一幕幕刻骨铭心的画面萦绕、盘旋，醒来却是泪眼滂沱，伤怀至极。随着时间的推移思念也愈加强烈，成了我心里永远感怀的情愫。清明却成了释放情感的唯一寄托，久久积郁的思念终于有了依靠。春暖花开、清明前夕，可能是离父亲的心近了一点吧，他老人家的尊容老是在我眼前晃悠。于是，我就试着回忆，企图想平和我这颗思念的心。

 

      父亲生于1941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庄稼人，在我的印象内，已经没有了父亲清晰的面容，因为他老人家一生就没有照过一张照片，在家停歇的时间都很少，以至于我都没能详细的多看他一眼，这在我的人生当中是一大遗憾。

 

      在我19岁那年，父亲因病离世，那时候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晰，当时我正在上高中二年级。有一个星期天，我回家背馍，因为我家离学校有20多公里，还是山路。那时候还是1984年，农村整个经济都还不富裕，我上高中时是从家里转些粗粮到粮站，粮站给学校开证明，学校给补助一些细粮，不够吃，每星期六放学回家，星期天从家里背上两挎包妈妈蒸好的玉米面搅白面的馍，够吃一星期。那天我回到家，妈妈眼圈红红的告诉我：“你大病了”，我问什么病？因为在我的记忆内，父亲从来就没有病过，只知道父亲很瘦，脸上颧骨很高，皮肤发黄，一双粗造的手老是裂痕纵横，尤其是冬天，父亲每天早晨在我们都还没有起床时早早就出门了。至于什么时候起的床，我不知道，因为父亲起床从来不点灯，以前我们那里没有电，晚上都是用煤油灯照明，后来到了1976年左右吧，我们村才有了电灯，为了节省电费，我们家的灯泡从来没有超过15W。就是那样，父亲起床也不开灯，摸黑穿好衣服，不声不响的一个人挑上两只水桶（一只木桶，一只洋铁桶）到3公里以外的水泉子担水。也许是年龄小，我觉得那时的天气比现在要冷多了，当父亲穿着厚厚的粗布棉衣从外边进来时，我趴在炕边上看到父亲流着清鼻，一双粗黑的手上呲着好长的裂子，水桶下沿是一圈2寸多长的冰柱。每天早晨父亲要挑上3趟水，所以我家的水缸总是满的。放下水桶担子，父亲就开始扫院子、劈柴火，然后生炉子给自己做一点吃的，或者开水泡馍、捞一点酸菜；或者搅一点白面拌汤，和一大碗玉米炒面。待父亲吃完饭出门走了，天才麻麻亮，我们也才起床、洗脸、上学。

 

      妈妈说父亲病了，我放下书包，见父亲破天荒的躺在炕上，我叫了一声：“大，你怎么啦？”

 

      父亲看了我一眼，强装轻松地说：

 

      “没事，就是觉得乏，浑身没劲”。

 

      可我看得出来，父亲病的很重。妈妈在一旁说“还说没事，都便血了，叫上医院又不去”。

 

      “没事，歇几天就好了”父亲疲劳的，似乎笑了一下。

 

      第二天，我苦苦劝父亲上医院，父亲倔强地瞪着我“那医院是人进的？要花钱，不去！”

 

      没办法，我搬来了奶奶和邻居，硬说硬劝父亲才同意到镇医院检查一下，当时我和妈妈都急着要陪他去医院，可父亲说啥也不让，最后还是妈妈硬含泪跟着去了，医生一检查说是肝硬化腹水、胃溃疡出血。此时的父亲已是大腹便便、行动极为不方便了，这个结果我们全家都傻了。

 

      奶奶看到父亲一遍一遍不停的上厕所，折了一小段柴棒，把父亲的大便划拉开，全是黑红的血，奶奶哭着摔掉了柴棒：“都成这样的了，还能活人吗？”

 

     父亲有气无力的说：“没事，过几天就好了”

 

      奶奶火了“是还不到医院去看，躺在家里就能好了，谁信呀？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咋办呀？”

 

      倔强的父亲落泪了，有生以来，我是唯一一次看到父亲落泪，当时我们全家都哭了。

 

      父亲，多么硬朗的一个人啊，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父亲的勤劳在我们方圆几个村子都是有名的，18岁到小煤窑挖煤，也就是1959年，全国正是最困难时期，也是我国煤炭开采最原始时期，在山上打一眼方方1米高的巷道，人躺倒地上或跪着用洋镐挖煤，头上戴着柳条编的安全帽，没有矿灯，用棉花搓一条捻子，插在一个带把的瓷葫芦内倒上清油点着照明，那灯葫芦的铁把是插在袄领内的。运输是用柳条编的长方形的、下边有四个木轮子的小托，绑上绳子人趴着来回拉。父亲每天要拉那么20多趟，每天就吃一点白萝卜、喝凉水，生活相当艰难。就那样父亲硬是将我们这个家一天天撑了下来。到了六十年代，煤窑井下条件稍有好转，父亲可以拉着架子车干活了。长年以来，父亲的手指关节就特别的宽大，手上厚厚的茧子起了一层又一层，每每父亲挣回了钱，用手帕包了，大部分都是五元的新票子，父亲用皮筋扎好交给我妈妈放在柜子内锁好锁子，因此我家那个核桃木柜子显得就特别的神秘。

 

      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农村土地承包到户，我家也一样分得了近10亩责任田，同时也以550元的价钱分到了一头大犍牛。父亲更忙了，整天忙得不亦乐呵。他是做庄稼的能手，我家的责任田就收拾得特别好，打的粮食也多。可父亲还不满足，利用闲暇时间和妈妈一起挖地开荒载花椒树，那时候韩城还没有人看到花椒树的前途，大面积栽植是到了1985年以后，所以我们家的花椒树要比别人的早五、六年时间。每年花椒下来没有人收购，父亲就坐着轮船到山西去卖，顺便买回来好多家用品，所以我们家的生活用品都比别人家的时髦。父亲大约开了有10亩荒地，一年下来，我家就钱、粮都比别人加强。父亲并没有满足，一有闲时间就到小煤窑挖煤，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满满的。

 

      谁能想到父亲说病就病倒了呢？并且一天天的加重，我们全家人的心也一天比一天沉，我被迫停学，一心给父亲治病，可终究父亲还是走了。

 

      说来也怪，用550元钱分给我家的那头大犍牛此父亲去世后，就一天天瘦了下来，终于有一天草也不吃、水也不喝了，站在那里老流眼泪，在一个雾霾很深的下午，“轰隆”一声倒地，死了。

 

      妈妈说，牛寻我父亲去了，父亲爱牛，到了那边父亲闲不下，把牛牵走了，他离不开牛。

 

      收回远走的思绪，静听大佛寺的钟声，心内升腾起了“云带钟声穿林去，月移塔影过江来”的诗句。屏心静气，耳边分明是谁在唱那首《父亲》的老歌：

      那是我小时候，
      常坐在父亲肩头，
      父亲是那……

      啊！父亲，愿您在天之灵安息吧。

作者：陕西彬长大佛寺矿张建峰

编 辑：蒋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