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陈旧的，面貌全非的急救药箱，记载着母亲人生的足迹。

母亲是个接生的，干了一辈子，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又没固定收入。至到今天，她还是一个普通的煤矿职工家属。

但母亲知名度较高。她接生四十七年整，亲手迎来人间的孩子，少说也有几千名。走矿区，跑乡村，远近数十里的人都认识她，都叫她——陈孃。

母亲一九五三年在威远县妇产培训班结业后，回到了大山深处的建利煤矿（后与威煤合并，改为井）。建利虽有医务室，却没设妇产科，妇产工作则是母亲的事。几十年来，母亲曾义务为成千上万人次的妇女做过孕检、治疗和纠正过胎位……母亲没有单独诊所，“大肚子”们一来，除母亲外，全家人都被“赶”出门外。这时，我家的屋檐下便展现出一道独特的风景：那里先后站立过父亲、兄长、姐姐、妹妹和我，还有一些碰巧来家的亲友们。我们忍受过数不清的夏天烈日斜晒，冬日寒风扑打；但更难忍受的是：同学和邻里们的取笑和嘲讽。只要那扇紧闭的房门警报不解除，我们决不敢越雷池半步。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母亲顶着暴雨，到风垭口接生。回家时，途经会龙桥，不幸滑入河中。凶猛的洪水像头野兽，把母亲冲出十几米远，幸好被塌方倒在河中的大树拦住，才幸免遇难。回到家已是清晨，母亲全身伤痕累累，衣服、裤子被树枝挂成了几大块，电筒、雨具、凉鞋均被洪水卷走，唯有空荡荡的急救药箱还挂在母亲肩上。

邻居们说母亲的“菩萨供得高”，母亲苦笑道，“是我该做的事没做完，阎王爷不肯收我。”那时我很小，目睹母亲惨像，哭着对母亲说：“妈妈，别接生了，把那破箱箱还给医务室。”母亲抚摸着我的头。“傻儿子，妈不接生，你那来饭吃。”“我不吃饭……我要妈妈！我要妈妈……”我不停地哭吵着，母亲将我紧紧地抱在怀里，滚烫的泪珠直滴在我脸上……

建利井曾繁荣一时，当初日产原煤七、八百吨，人口五千多。在我记忆中，生孩子多数是夜晚居多。每当刮风、打雷、下雨，母亲从睡梦中被人叫去接生，我心里便涌现出无边的空落和恐惧感，听见母亲远去的脚步声，我真想哭。有时她刚回家，又被第二家喊去，那时，我不知有多少甜蜜的梦，伴随母亲接生而失去……

母亲接生，不光在矿区，她还要去矿区周围的数十里乡村。有的工人家境差，母亲叫他们只交医务室收的费用；有时，农民则拿一把小菜或几个红苕作为接生报酬。

母亲一出门就有人喊：“陈孃，到家里坐会，喝口水吧！”“陈婆婆快来，到家吃了饭再走。”……她每走一路都会迎来热情招呼和亲切的呼喊。母亲的疲劳、痛苦、烦恼多是被这些温馨得体的喊声带走的。

我家五秭妹，父亲是典型东方丈夫，他除了上班外，回家就是看报纸，偶尔也上灶炒炒菜，要不是就拿起报纸，给我们讲新闻，讲国家大事。至于洗衣、做饭、照顾孩子，基本上是母亲包干。母亲也很难面面俱到。一次小妹在灶下烤火，被炉火烧伤，险些酿成大祸。

童年时我家很少吃早饭，一则是家境困难，但多数是由于母亲接生未归，没人做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姐姐师专毕业，我和哥哥返城工作，母亲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了。我们开家庭会决定：叫母亲把急救药箱还给医务室，在家养身子，母亲死活不肯，反而大发雷霆说：“这周围没有助产员，我就是把箱箱甩了，别人同样来喊，生娃娃可不是闹儿戏，这是一生一死的事啊！难道说我能眼鼓鼓地看见她们不管吗……我接生不光是为了那一块钱，我看见我亲手接下来的娃娃，活蹦乱跳，一天天长大成人，我心里高兴啊！……”

随着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根本改变，母亲的接生费，也由原来每接一个生一元钱，增加到后来的十元。不少的人都认为母亲的接生费太低，都劝母亲按医院标准收费，母亲总笑着说：“现在接生费比过去高多了……若按医院标准收费，产妇家岂不是要花去一个肥猪钱吗？山旮旯出门就爬坡上坎，当地人苦着呢！找点钱也不容易啊……”

两千年时，父母已由建利迁来威煤总矿。母亲年已八十七岁，满头银发，急救药箱已失去昔日风采。这些年母亲常把急救药箱擦得干干净净的，偶尔放到太阳下打开晒一晒，有时抚摸着急救药箱久久出神。如果有人问她，她便自豪地指着箱箱说：“我和老伙伴将他们接来人间，又去迎他们的儿女们，如果我还在建利，也许正在迎接他们的孙儿孙女们，这事多有趣啊！”

望着岁月在母亲笑脸上留下的沧桑杰作。望着满身裂纹，型体不规的急救药箱，我似乎才真正明白了，母亲是在用她平凡的一生，平凡的事迹，用她生命的光和热，谱写了一首人间最美妙最动听的——心曲。

作者：川煤集团威达公司退管委 张承捷

编 辑：徐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