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都会有很多让人怀念的人和事，但最令我怀念的是父亲。

父亲是一个木匠，上世纪50年代便来到了白沙矿区一个煤矿，他一生中都是从事木工。父亲的手艺是爷爷传授的。父亲在矿山读了3年夜校，没有多少文化。他个头不高，身材瘦小，但干活肯吃苦会用脑，是矿里远近少有名气的木匠，40来岁便晋升为七级木工（木工最高定级）。他很快入了党，还当选土建队党支部委员，多次评为优秀党员。因工作表现优秀，1973年，父亲被选派到一所矿子弟学校担任两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父亲是个老实本分人，没什么爱好，不抽烟喝酒，不玩牌，不串门。年青时，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当时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生活十分困难。父亲为了改变家庭生活的窘迫境况，下班回家，就帮别人做家具挣工钱。在“兴无灭资”的年代，谁劳动致富，谁就要遭遇割资本主义“尾巴”。为了避嫌，父亲从不上门做家具，都是主家将木材搬运到我们家来做。父亲每天做木工要做到晚上11点才休息，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又听见父亲的砍、刨、锯的声音。后来还是有人反映到单位，告父亲搞资本主义。支部召开民主生活会时，父亲在会上作自我批评，还作了检讨。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带了五、六个徒弟。工作期间他从未休过病假，每天早上班，迟下班。70年代，有个工区建新井，父亲大半年时间都是吃住在工区。有次在井架上高空作业时，父亲被高压电击伤。为了赶进度，父亲在医院只挂了三天药水，又带伤坚持工作。

1980年，父亲提前一年退休，给妹妹顶职招工。“文革”结束后，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父亲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父亲还擅长家具雕刻，做出来的家具榫头结实，不变形，款式新。父亲生活简单，工钱合理，包工或点工任你选。因此请父亲做家具的人自然特别多，生意应接不暇，常常这家还没完工，那家又上门来请了。

90年代，随着商业家具店的兴起，购买家具的家庭越来越多，木匠做家具的行当逐步退出市场。

后来矿山兴做“老屋”（也称棺木），父亲做出的“老屋”很受老人的喜欢，请做的人也特别多。虽然做“老屋”要辛苦很多，但工钱较高，为了多挣钱，父亲几乎天天早出晚归，仅仅只有春节在家休息几天。

在家闲着时，我偶尔也帮过父亲拉锯，推刨，做一些粗活。我试探着问父亲：“我们三兄弟没有一人跟你学做木匠手艺，你的手艺在我们家不就失传了吗？”父亲说：“现在的社会是要靠多读书，多学文化。做木工是个体力活，希望你们今后有出息，不要象我一样做苦力。”

父亲年过七旬后，请父亲做“老屋”的还是不断。母亲见父亲年事已高，也不再让父亲接活了。在父亲的辛勤劳动下，我们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受到邻居们的羡慕。

2000年临近春节，闲不住的父亲忙着打扫家里卫生。下午五时许，父亲擦洗门窗时，突然倒地。母亲和哥哥迅速将父亲送进矿医院，晚十点多钟，因心肌梗塞，75岁的父亲经抢救无效，离开人世。

一年后，在父亲遗物中，我们发现他在每家做工记账的小本子。小本子记载着父亲退休22年里，做工共为家里挣了11万余元。翻阅着父亲做工的收入记录本，顿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这11万元，凝聚了父亲22年来辛勤劳动和汗水。父亲一生为了矿山发展、为了我们这个家奉献了一切，心里唯独没有他自己。

经常想起父亲，想起父亲做木工活的身影。

本网通讯员：街洞矿业公司 周海根

编 辑：徐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