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回到那令我魂牵梦绕的故乡，这里有我童年的记忆，这里是我儿时的乐园。

最早能记起的场景，印象比较模糊，似乎那时我还没有学会走路，那天一缕阳光被屋外墙面上的镜子反射进了老屋，我躺在老屋窑洞的土炕上，祖母和母亲在桌案前忙碌着什么，这一直以来是我生命中最早的记忆。

老屋，听祖母讲是当初她嫁给祖父时，曾祖父钻了两眼窑洞，到我祖父当家后，又盖了两间瓦房，我们那儿管瓦房叫做“厦子”，组成了老屋最基本的建筑，也是多年后我生活的保护所。

记忆中老屋的院子比较长，正南是两眼窑洞，这也是北方一隅标准式的“南坡子”，无论太阳怎么普照大地它也不会倾泻入这孔座南面北的窑洞。出了窑洞一丈有余紧贴西边是两间“厦子”，“厦子”靠近檐角的平台上，不知什么时候起就住着一窝白色的鸽子，两只大鸽子平日里“咕咕”叫着飞进飞出，而小鸽子时不时张着嘴，探着头向下好奇的张望。“厦子”的北墙外堆摞着包谷杆、包谷芯、短节树枝等混成的柴禾。再往北二丈许，是一颗花椒树，花椒树背靠的北边是猪圈，猪圈顶上长着一颗桑树，我在夏天的时候，经常骑在桑树上，一边吃着桑葚，一边看着隔壁邻居们进进出出，或者把吃剩的桑葚扔给下面猪圈里冲我嗷嗷直叫的猪，猪圈旁边以大板石为底垒以青砖做了两个鸡窝，里面铺上麦秆，记得每到下午祖母就会让我去鸡窝里看鸡下了蛋没有，如果下蛋了我就收回去，必须留下一个作为“引蛋”，否则母鸡就不会老老实实的下蛋或者把蛋下到别的地方，每当我看到鸡窝里有两三个白晃晃的鸡蛋时，我就费力的用小手紧紧握着鸡蛋把它们交给祖母，祖母就会轻轻拍拍我的头说“我娃真乖”，然后我就屁颠屁颠蹦着去玩耍了。那时鸡蛋都是纯白色的土鸡蛋，记忆中吃起来非常的鲜嫩可口。记得那时的生日好像没有现在的蛋糕之类，往往这时，家人会给我蒸两个鸡蛋，就算对增长一岁的庆贺吧，而那时候的猪也基本上都是打一些草或者喂一些玉米和麸皮之类的食物，只记得祖父每年在开春赶集时抓回来一头小乳猪，直至年根才能盘中餐，现在看来那时肉应是“绿色之肉”！

猪圈正前方八九米处是一颗梨树，每年结的梨子不多，个头也不大，但是吃起来却又酥又甜，回味无穷。它的旁边是一颗端正挺拔的杏树，令人神奇的是，听祖母讲，这棵树并不是刻意种的，而居然是大伯小时候吃杏后随意扔的杏核，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奇迹般地长出了树芽，最后居然长得高大挺拔，它结的杏子也不大，杏仁是苦的，但是果肉不像一般杏子那样绵软，异常的劲道，非常的有嚼头，汁水不很多，甜中透着些许酸，这种味道是我的最爱。猪圈往北且过十步有尊照壁，照壁相对的是稍门（大门），稍门东边是一颗比我年龄还长的槐树，打小记事起就有一窝喜鹊叽叽喳喳于树杈，记得每逢她们得声音家里总会有些好事。旱厕就扎根这颗槐树的脚下至东墙底。

热闹的一天过后，老屋到了晚上，出奇地静，那种静，真的用小学课堂上学习的“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那种静，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因为到那时，你会出现幻听，就是耳朵里好像始终有个声音在“嗡…嗡…”作响，类似于耳鸣，每遇此，家里暂时没有大人在时，总是幻想着鬼来了，披着乌黑盖面头发，翻着白眼睛，身穿白大衫，而那时我胆子也忒小，惊恐地这儿看看，那儿瞅瞅，生怕有什么东西突然冒出来，此刻唯一的企盼就是盼着大人快一些回来，记忆中母亲终日都在忙碌着，有时很晚才回家，所以等待总是显得那么漫长，尤其是对一个四五岁的小孩来说更为漫长，然后我就会嘴里不停地念叨“妈怎么还不回来，妈怎么还不回来…”接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脑子里就会蹦出一些不吉利的担忧，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乱想，最终“哇…”地一声就哭了，现在想起来难忘但还是忍不住想笑，小孩的世界是奇特梦幻般地，大人们是永远不会猜到的。

小时候，母亲的奶水不足，我几乎只吃了一个月的母乳就开始吃奶粉，听母亲讲，那时父亲的工资每个月很少要供一家五口人花销，所以每个月必须得计划好开销，要能保证给我每个月买上两袋奶粉，那时陕西奶粉主要就一种，就是俗称“娃娃头”的那种，奶粉袋子上画着一个戴着红帽子的小孩子。可能刚开始，由于奶粉和得太稠了，我吃的时候老是被呛着，吐得胸前湿一大片，后来大人将奶粉和得比较稀，时间一长因为奶粉稀我老是吃不饱，那时又不会说话，所以一看见奶瓶就两眼发直，饿啊！一般就是大人把我放的靠坐在被子上，我用两只胳膊紧紧搂着奶瓶，咕咚咕咚一会儿就把奶喝完了，叠好的被子外面，盖着一条毛巾被防尘，毛巾被的图案是一只猛虎下山图，所以往往是偌大的土炕上面，一个小男孩诚惶诚恐的双手抱着奶瓶，靠在一条老虎图案的毛巾被上喝奶。

记得那会我刚换牙时，一开始牙是有一点松动，然后越晃越厉害，最后与牙床只连一丁点儿，这时祖母会取来一根缝衣服的棉线，将这颗牙从根部绑起来，接着我手握线头，一边深吸一口气，一边猛拽棉线，那颗牙就掉了，感觉掉牙的地方凉嗖嗖的，说话丝丝漏着气儿，我总是小心翼翼地将那颗牙捡起来放到祖母手中，让她给我把这颗牙处理掉，如果是上面一排掉的牙齿，则要在院子里挖个深坑埋了，如果是下面一排掉的，则是要用力扔到窑洞顶上，祖母说这样掉的牙长得快。

那时的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看着外面多彩绚丽的世界，我充满了好奇与惶恐，好奇心驱使我去认识各种各样的事物，而外面多变世界的不安全感又让我犹豫徘徊，让我沉思。所以那时的我，特别的腼腆，特别不爱说话，甚至有人形容我说“这娃是个榆木疙瘩，十声都撞不响”。于是我总是要么一个人玩，摆弄着各种玩意儿，用我的方式处理着大人眼中看来微乎其微的小事，要么和比我大几岁的孩子一起玩耍，甚至不惜低声下气地当一名跑腿的小喽啰，因为在我眼里，感觉他们那么有本事，太厉害，能知道那么多好玩的事，还能一个人提着竹笼给牛羊去割草，而这对我简直就是神话，也许在大孩子眼中，我真的只是小喽啰，因为他们在行动的时候，往往根本不通知我，说干嘛就干嘛，所以经常出现的情景就是大群大孩子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迈着蹒跚的小碎步追着，追不上了仍然追着，不小心摔了一跤，爬起来仍然追着，直到他们跑没影了。

逢年过节，村里有时会热闹热闹，那时会“打社火”，每户人家要么出粮，要么出钱，要么出力，“打社火”时要“装杆”，就是把小孩化妆成各种民间故事里的造型，然后绑扎固定在高低不一的铁架上，下面是成年男子们抬着游街，人说装过杆的孩子聪明、勇敢不生病，前面是锣鼓喧天地喜气洋洋，后面是“杆”在缓缓移动，中间几个丑角在窜进窜出的用各种诙谐的动作逗人们开心。有时，还会祭祖续家谱，我们村的人都是一个姓，是一个老祖先，到我这一辈已经是第二十一代了，老祖先是当时一个大财主，共七个儿子，我们家是老七家的后人。村里专门派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掌管家谱，每当祭祖时，一大早先将祖先的牌位和画像请出来，将画像依次挂好，牌位排列整齐，焚香祷念，将新人名字写进家谱里，然后还得去地里上祖坟。

村子东头有一座池塘，我们那里的人管池塘它叫“涝池”，“涝池”是在一个天然低洼的地方再往深得挖一些，底部铺上大一些的石块，然后在里面存水，水主要是整个村子的雨水汇集进去的，记得那时候“涝子”的水始终是澄绿澄绿的，虽没有荷花盛开其中，只有稀疏的几棵水草散落池面上，但这却是我和伙伴们的天堂，因为这是村子里唯一的水面，而小孩可能天性就喜欢玩水，我们在“涝池”边比赛打水镖，捡一些小石子，平着用力甩出去，石子在水面像欢快的音符忽上忽下跳跃着，最后要么沉入水底，要么直接蹦到对岸。有时在“涝子”里你还能发现成群的蝌蚪，我和伙伴们用自制的网捕一些上来，装进罐头瓶里，拿到家里养着，用现在的话来说成活率几乎是零，可那时就是喜欢，从不问原因。

终于上学了，那应该是90年，我不满五岁。第一次去学校是被祖父拖带拽去的，第二次自己乖乖得就去了，因为我发现，这是一个新奇的地方，这里有那么多同龄的伙伴，并且又是那么的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这让我很吃惊，我被他们的魔力深深地吸引了。开始学习1、2、3、4……、声母和韵母、学习“中国”、“我爱北京天安门”等等。最为有趣的是，刚开始学数数的时候，我最多只能数到20，因为先用手指1、2、3一直到10数完了，接着掰着脚趾从11数到20，我就手足无措了，那时总觉得应该还有对应的东西让我接着数下去，根本不懂循环的概念，每当这时，母亲就会疼爱的摸着我的头乐呵呵地说“真是个小笨蛋”。我总是用无辜的眼神望着她。

92年春，我们搬家了，从村西头搬到了前排的东头，那天我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家，一看家里没人，后来才知道这一天我们搬家了，是祖母忘记了告诉我。新家是一孔座北面南的两眼窑洞（北坡子），后来又陆续绕着院墙修了一圈的瓦房。自搬家之后，每次到村西头玩耍，原来的街坊邻居总是开玩笑地说“东头娃娃穿红鞋，跑到西头做啥来！”而我总是被逗的不好意思。搬过来后，也做过一些无聊的傻事，比如将吃剩下的西瓜瓤用手挤出汁来给鸡喝；和同学偷邻居家的苹果时躲在鸡窝被逮住后学狗爬出院子，结果再也不乱偷东西了；在文具盒里养了几只蚕，每次放学就急急忙忙给蚕找桑叶，直到结出了茧子；在别人背后摔用火药和小石子做的简易炸弹吓别人一跳；把捡来的鞭炮剥去皮将里面的火药倒在一起用火柴点着放烟火等等等等。

93年秋，全家举迁入城。我9岁以前的记忆就此封存在了老屋，飘荡在老屋弯弯的窑洞顶上，游弋在老屋“厦子”的屋檐下，旋绕在老屋挺拔的杏树下，这些散碎的记忆，就像一张张发黄的照片，诉说着一个又一个故事，它们拼凑起了我幼年的天空，使我永远无法忘记，这些童年的经历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后记：一直以来，时常想起以前的人和事，感触颇多，因为我是一个怀旧的人。好不容易抽空将这些散碎的记忆整理到一块，毕竟过去经历过的事不止这些，所以不太完整，但这也罢，就以此纪念那些逝去的岁月，激励我们洗去铅华，回归最纯真的自我，认清方向，一路前行。

本网通讯员：陕煤实业蒲白白水矿社区 张格韵

编 辑：徐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