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曾说过，要让人民体面劳动，有尊严地生活。总书记和总理的话感动了无数普通劳动者。本文试图对什么是体面劳动，如何实现体面劳动及有尊严地生活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体面劳动的内涵

　　根据马克思创始人的描述，所谓体面劳动，是一种自主自觉自愿自由的创造性劳动，这种劳动不仅仅为了谋生，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者在劳动中能够体验创造的欢欣和愉悦。这种创造性劳动体现的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认识自然的本质力量，这种劳动不仅在创造着财富，更多地是在创造着美。这种劳动不带有更多地追逐金钱财富的功利性色彩，是一种创造过程的享受，收获劳动果实的欢欣与愉悦。正如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那样自然，没有谁能够强迫别人去这样劳动，或那样劳动。在这样的劳动中，因为科学技术的极大提高，人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职业，选择劳动的对像。做一个宇航员与做一个农民，做一个工人与做一个数学家，做一个工程师与做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知识积累、经验积累的过程已没有本质的区别，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不同而已。因为所有的劳动形态都几乎成为一种创造性的艺术的发挥与实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已经高度融合，所以也就没有了劳动形态的高低、粗放与集约的区分，所有劳动者都是创造者，都是处于一种创造与享受的状态中，所有劳动者“热爱劳动”已经不再需要灌输与教育，而是一种自发的生理和心理的不可遏制的需求。在这样的前提下，人的劳动才是自由的，才是体面的，才能获得劳动的尊严。这样的劳动是我们为之向往，为之奋斗的目标。在这样的劳动中，人有充分选择职业的自由，在这样的劳动过程中，人得到全面的发展，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就人类社会整体而言，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效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23页）。就具体问题而言，任何一个客观规律一经被认识和利用，就是实现了一个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不过这在阶级社会里受到严重的限制和束缚，只有到社会主义社会才较为顺利。但是，必然王国仍将存在，还要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

　　目前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的劳动还在受到社会分工的制约，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知识能力、兴趣爱好去选择职业，严格地说是职业选择劳动者，而不是劳动者在选择职业，社会分工把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像奴隶主对奴隶般地剥夺了。有相当多的人选择了自己并不喜欢的职业，选择了不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专长，运用自己知识的职业。

　　二、实现体面劳动的制度条件

　　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平等制度，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为每个劳动者体面劳动，有尊严地生活创造了社会条件，提供了重要保证 。我们国家的宪法规定，每个公民都有劳动的权利。
　　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在工农联盟政权保护下，以人为本，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指导，生产的目的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公平。虽然其实现的程度受生产力和物质条件的制约，发展生产力、经济增长对其实现的程度有重要意义，但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必须动态地坚持社会公平。这是实现体面劳动，有尊严生活的前提。

　　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由特殊的历史发展和国情决定的一种特殊社会形态。一方面，在已具备相当社会化生产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已居于主体和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现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社会化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纯公有制经济的程度，还必须发挥市场经济和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对于推动社会化生产的积极作用。这就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存在两种所有制和分配方式、两种价值观、两种机制、两种政策的合理性。就经济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此相对应的特殊经济形态。它是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在市场调节范围内通行市场原则和政策，充分调动商品生产者的积极性，资源配置一般通行市场原则，遵循价值规律，适应供求关系变化；但是，必须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使之最终为社会主义服务。总体上贯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人为本，坚持社会公平、把民生放在首位，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一方面，党和政府必须坚持的公共职能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就要把维护社会公平的社会政策放在优先地位，保证全体公民平等享有基本民生需求的权利，就要应用公权力，以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包括运用国家财力，统筹解决就业、基本住房、基本医疗、基础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等关系最广大人民生存和生活最基本的需求问题。另一方面，受物质条件制约，国家还不可能全包下来一步到位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过去犯“左”的僵化错误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基本需要保证公平享有的基础上，对非基本需要、属于享受性的更高需求，则发挥市场的作用，实行经济刺激政策，按市场规律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满足高收入群体这部分社会需求。政府只以法律、政策和金融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这样，就既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以国家的力量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尤其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民生需要，又发挥市场调节和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满足高层次的社会需求；同时既可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又可为国家创造税收，用以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和为巩固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创造物质基础。这样就可各得其所，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分层次地协调、和谐发展。

　　三、当前实现体面劳动存在的问题和障碍

　　目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生产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劳动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弱化，沦入不体面的窘境 。 13大在提出党的基本路线的时候就强调指出，排除僵化和自由化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以后的历次党代表大会都特别强调要全面理解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
然而，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更由于我国的国情复杂性和改革内涵的两重性，实践中僵化和自由化的干扰一直不断。僵化表现的具体内容随着改革的发展是有变化的，既有“左”的教条，又有右的教条。就13大报告所指当时主要“左”的僵化内容讲，产生的原因随着改革的发展也有变化，改革初期主要是对改革开放的错误认识，对改革开放放不开手脚，中后期则主要是冲着自由化倾向而产生的偏激情绪，怀念旧有的“一大二公”的制度，这正所谓“左”是右的影子。虽然至今“左”的僵化干扰依然存在，但在实践中始终没有构成主流，对改革的方向没有实质性、全局性的影响。

　　鉴于发展生产力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党的基本路线规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小平同志为强调发展经济的战略地位，特别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也由于过去犯了追求纯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错误，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强调市场对于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时，缺乏市场经济知识，对西方了解不够，因而经济学家，尤其是在西方镀过金或受西方经济学影响深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对改革发展的方向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复杂的情况，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许多人把发展误解为单纯经济增长。后来许多领导干部和主流经济学家进而把这视为唯一目的，发展成“GDP主义”，这种“GDP主义”起了很坏的作用。由于普遍把招商引资和GDP作为衡量领导干部政绩和晋升的主要依据，在市场趋利机制驱动下，重效率轻公平、重资权轻劳权，以致严重侵犯劳动者的权益成为了一种极普遍的现象，社会问题普遍被忽视，甚至牺牲社会公平和资源环境单纯追求GDP。

　　对发展方式陷入歧途具决定作用的是，我国改革开放适逢西方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候，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又到西方镀过金，深受这种思潮的薰淘。他们中的许多人陷入了洋教条，以新的僵化思想对待市场经济，乘宣传市场经济知识之机，乘纠正绝对排斥市场和私有经济的偏颇，宣扬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阶级斗争熄灭论和“超意识形态”为掩护，利用社会上广泛存在的认识片面性、形而上学，歪曲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把经济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篡改为市场化，取消前面规定其性质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市场经济，是依据“经济人”假说建立在自发趋利基础上的，必然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倾向。尤其是有的人公然向人大提案要取消宪法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条款，说什么“人间正道是私有制”，在这种影响下许多地方掀起了私有化浪潮。

　　发展方式陷入歧途的主观原因是，改革开放中相当长时期，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主导地位，普遍流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主流媒体少有正面宣传基本路线，有的甚至一度宣扬“GDP主义”和自由化观点。因而资本主义的改革观、资本主义的以资为本的价值观，占据了统治地位，垄断了话语权，甚至有的企业“精英”公然宣称“金钱为王”,“企业家是上帝”,这些谬论的影响至今还广泛见于政学界和媒体，严重毒害广大劳动群众，对改革发展方向和方式的影响甚深。

　　例如，当前在讨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正热议的焦点问题内需不足中，“需”的内涵， 就有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和资本主义的以资为本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这两种解读实际是反映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和改革观、发展观，反映两种对立的生产目的。以人为本对“需”的解读，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中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需”，它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这种理念就要求尊重广大劳动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和权益，重视民生问题、坚持社会公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资为本对“需”的解读，就是社会有购买能力的有效需求。这是只从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把它当作推高经济增长手段，是“GDP主义”和以资为本的理念，目的是为资本增殖。这种理念就必然重资权轻劳权，重效率轻公平，重经济轻社会，以至牺牲资源环境。

　　所有这些，正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以及长期转变不过来最重要、最主要的根源。改革中长期形成的权力腐败愈演愈烈、经济社会发展失调、两极分化、社会矛盾激化和资源环境恶化等，正是其恶果。这些也是内需不足、发展不可持续的根源。这些恶果的集中表现，就是广大劳动群众重新丧失主人翁地位，只被看成是生产要素，沦为资本攫取利润、官员猎取名利的工具，沦为实际上的雇佣劳动这种不体面的窘境。

　　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它反复强调坚持改革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更加注重公平，并出台了许多惠民政策，但收效并不理想。一是大量社会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二是改革中的特殊利益群体阻挠科学发展观的贯彻。更重要的是自由化的流毒深广。当前即便是“精英”们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讨论，多未跳出“GDP主义”的蕃篱，仍局限于技术层面，如投资型、外向型等的弊端，没有从改革观、发展观的高度找到价值导向上的深层次问题（技术层面如投资型、外向型等弊端产生的原因，也在没有把握发展经济的目的，从根本上讲是发展观的问题）。一些人把改革中因方向失误造成的上述恶果也归之于新世纪新阶段发展的新阶段性特征，说什么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公共产品的不足等是新世纪新阶段才产生的新矛盾。其中有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则是为掩盖过去的失误，甚至为其辩护。尤其是有的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虽然也讲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发展理念，但他们讲的“新”理念，或仍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言必称美国，要步西方的后尘转向已充分暴露其弊端的消费主义，建立消费型社会；或仍是自由化的老调，要取消国家调控、国有企业完全退出竞争领域甚至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些药方仍未跳出资本主义发展方式范畴。如果以此指导发展方式转变简直是缘木求鱼。　　

　　通过对发展方式问题和广大劳动群众重新沦入不体面窘境根本原因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解决这两个问题，虽然也要做许多技术操作层面的工作，但深层次的指导思想更重要。胡总书记和温总理先后就劳动人民地位问题发表公开讲话，温总理在谈到校园袭击事件时进一步指出，要解决造成社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对此广大群众也认为不能就事论事，要研究和消除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虽然不认同上述一些所谓经济学家的理念，但他们也谈到当前的社会问题已不能容忍，必须进行第二次改革。这些都说明上下广泛认为，改革中发生的问题并非局部的，也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而是理念和指导思想上的问题。

　　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实现体面劳动

　　胡总书记在去年五一讲话中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同时，提出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这两件事是密切相关的。劳动群众重新失去主人翁地位、沦入不体面的窘境，正是改革和发展中相当长时期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恶果。要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就必须彻底转变这种发展方式。

　　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十多年但进展缓慢的原因，从理论上讲主要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上背离了党的基本路线，没有解决好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背离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背离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陷入了“GDP主义”，陷入了以资为本。　　

　　具体地讲，这主要表现在迎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扩张的需求，把劳动者只看作生产要素，利用最下层弱势群体生活艰难只顾求生和缺乏维权机制的窘境，以所谓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长期采取低成本发展战略，压低劳动者工资，逃避生产安全投入，削减甚至取消原有的社会保障，在无失业保险条件下大量裁减工人，在国有企业改制转制时，全国有4000余万工人下岗，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推卸住房、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社会领域基本民生保障的义务，把这些都推向市场。劳动者是人民的主体。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切中这种发展方式的要害，点出了为效率牺牲公平、为GDP牺牲民生和资源环境，为资本扩张榨取剩余价值牺牲劳动者权益，归根结底就是剥夺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侵犯其尊严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尽管19世纪的工业社会也创造了物质繁荣，但同时也创造了大量贫困的无产阶级。由于这种指导思想，必然导致社会化生产的扩张与劳动人民有购买能力的社会需求之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扩大，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因而资本家为挽救灭顶之灾，也汲取了社会主义的思想，采取了许多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政策，如支持成立工会、建立劳资谈判机制，允许集会、罢工自由，以及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国家负担住房、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部分解决基本民生需求的社会责任，从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从这点讲，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牺牲劳动者权益的战略，实际上已经抛弃了现代资本主义已有的积极、进步的成果，倒退到了最野蛮的原始资本主义。那时的工人只是资本扩张的工具，资本家的牛马，处于社会最底层，谈何尊严！这种早被现代资本主义否定了的经济发展方式，却在我国重演了一遍，劳动人民丧失了主人翁地位，沦为资本攫取利润、官员猎取名利的工具。然而其引发的大量社会矛盾和内需不足，再次证明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不但难以为继，更有导致政治和社会动乱的危险。但同时，上面说的现代资本主义采取的所谓社会主义政策，虽暂时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都仍是以资为本，即以资本的扩张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让部分权益给劳动人民是被迫的，劳动人民不可能真正当家作主，因而也不可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只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这从近年先后发生的亚洲和美国的金融危机再次得到了证明。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总结、汲取了人类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因而是文明的最高结晶。我国改革开放又克服了把社会主义僵化的偏颇。几个世纪中外历史的实践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受到国际广泛赞誉的所谓中国模式最主要的内涵，就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也就是以人为本的另一种表达，就是回归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还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价值观，即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让人人都有尊严、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当然，这个崇高目标要分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改革以前30年的问题是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条化、僵化。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根据现阶段的国情，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全方位对外开放。但实践反复证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它本身无法克服的。不能再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老路，更不应该重拾早被现代资本主义抛弃的原始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指导思想必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必须以人为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必须全面理解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话，把它放进基本路线解读，就是同时也要解决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不顾发展手段的正当性、成果分配的合理性。彻底转变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遵循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的价值观，全面理解和贯彻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我国采取低成本发展战略，原因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既有合理成份，也有思想理论和利益问题。我们试按照历史的脉络加以分析。一则发展经济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因为改革初期物质匮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是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二则科学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面临国际竞争和就业压力，发挥劳动力富裕相对优势，低工资、高就业也是一种以暂时牺牲眼前利益换取长远利益地无奈选择。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曾采用过。三是片面解读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话，抛弃了四项基本原则，违背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甚至取消或削减原有的社会主义政策。四是当时所倚重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很少研究政治经济学，有的甚至回过头一概否定他们过去学过的政治经济学，多是研究纯经济问题的，重视效率和经济总量扩张；在迫切需要市场经济知识和对外开放的氛围中，特别是当时正逢美国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扩大，他们中一些人受自由化思潮影响，把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绝对化，陷入市场原教旨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本是汲取了社会主义的成果，这些成果却被抛弃，重新拾起原始资本主义，极力鼓吹重效率轻公平，重经济轻社会，重资轻劳。五是一些官员，受市场经济利益机制的驱使和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在以GDP衡量“政绩”的氛围中，不惜牺牲劳动者权益与资方结盟，政府变为资方的附庸，压低工人工资、生产安全和社会保障；视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财政开支为包袱，允许学校、医院滥收费。　　

　　这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道理的，是服从长远利益的需要。然而低成本发展方式也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能成为永久的战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公平。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如果说改革初期的低成本经济发展方式，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从长远利益考虑的一种两害取其轻的策略，那么在客观条件改变以后，在国家财富有了相当的积累之后，就该与时俱进，把指导思想回归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上来，就应该让人民能够体面劳动，生活得有尊严。但这种“路径依赖”陷入了新的思想僵化。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物质条件好转，尤其是国家财力大大提高以后，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提供了极好反思的机遇并为转型准备了宏观条件，却仍然坚持这种发展方式，尤其是进一步削减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的财政拨款，把关系民生基本需求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统统推向市场，大大增加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形成新的三座大山。目前房价飞涨的势头依然难以扭转，大多数的劳动者买不起住房，孩子上不起学，有病看不起。这说明，后三条是“GDP主义”、忽视劳动者权益和人民尊严的主要的、根本的原因，也是经济发展方式长期转不过来主要的、根本的原因。　　
　　上述经济发展方式发生的问题充分说明，虽然改革措施的具体层面也重要，不能讲空话，但指导思想更重要，必须坚持远大目标，不能迷失方向。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全面分析问题，找到切中要害的方法。必须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武装干部群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学术讨论空前热烈，大量学者的许多真知灼见对推动改革起了很好地作用，但相当长时期以来许多学者很少再提及基本路线，尤其刻意避讳再提四项基本原则 。许多人把基本路线撇在一边另提什么“主义”、“纲”或者“目标”。许多所谓经济学家，社会精英已经沦为富人的代言人，经常发表极不负责任的言论，挑战社会公平的底线，蛊惑人心。回顾历史上甚至改革开放中所犯的错误，包括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在内，从认识上讲许多都缘于片面性。这些“主义”、“纲”或者“目标”，有的也可能在一定范围有某种道理，但容易陷入另一种片面性。现在政学界都在总结30年以至60年的经验教训，或者是热议破解现阶段面临棘手问题的思路。检讨30年也好，规划未来也好，包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内，都应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遵循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的价值观，以基本路线为纲，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恢复广大劳动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实现体面劳动，让人民有尊严的生活，最根本的，具全局意义的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认真学习、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解读和贯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正视改革中发生的上述问题，彻底批判GDP主义和以资为本的改革和发展观，进一步端正改革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全面贯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从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此外，让人民体面劳动，有尊严地生活，就必须使尊重劳动，特别是尊重弱势群体的劳动成为一种社会的共同意识。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着幸福，劳动创造着价值，劳动创造着美，劳动创造未来。作为劳动者大军的最广大人民群众凭着智慧、靠着干劲，双手撑起了共和国的大厦，要在全社会形成劳动光荣的共识。但在现在，不劳而获，巧取豪夺，贪污腐化，坐享其成，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和一种社会生态，这其中既有利益集团、行业的垄断，又有社会风气的推波助澜，导致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要改变这种状况，相当困难，既得利益集团没有现实需求，依附于既得利益集团的社会精英把持着话语权，一部分官员严重背离执政为民的理念，只注重政绩，最广大的下层人民要求改变这种现状的愿望相当迫切，但遭遇冷遇也是不争的事实。

　　让人民体面的劳动，有尊严的生活，必须尊重劳动的价值。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就是劳有所得，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马克思说过，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一个星期，那么这个民族就要灭亡。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近年来，提高一次分配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成为了大政方针，“十二五”把改善民生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体现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如果没有初次劳动，任何效率都会变为零，比如说一个企业，有不少管理层除了拿年薪，还有期权，还有股份，但如果没有一线工人的劳动去创造价值，创造利润，领导的这些“按效率”分配的东西都会变为零。过去单纯强调“效率优先”，把一次劳动应得的合法收入变得遥不可及，出现了付出劳动最多的收入却是最少的这种怪现象，严重扼杀劳动者的积极性。国家高层提高一次分配在分配中的比重的承诺，释放出了一个信号，就是坚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为本。在这个方面，目前我们做得实际上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差，中国的两级分化比美国都严重，不是中国的企业家比美国的更有本事，而是我们的改革没有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在相当长时期背离了改革的初衷和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应当说，我们国家目前已经具备了实现以人为本的现实条件，“补课”已经补完，不应当再以牺牲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去追求资本的原始积累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如果再去一味地追 “GDP”，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愈来愈现出畸形，积累的社会财富还会以几何级数向少数利益集团倾斜。社会矛盾会愈来愈多，愈来愈突出。这样“维稳”就会化为泡影，就有可能出现社会动乱，就会葬送30年来的改革成果。必须通过提高一次劳动在分配中的比重，体现出劳动的价值，让底层的人民群众也能合理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

　　让人民体面劳动，有尊严地生活，就必须让劳动者有尊严。这就必须恢复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和尊严，不能再让劳动者处于为谋生承受不应有的职业、收入方面的歧视，要恢复劳动者对社会的信心和对前途的希望。要消除行业、职业、职位歧视和收入方面的巨大差异。劳动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共和国成立之初，掏粪工人时传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新时期，李素丽、徐虎这些普通劳动者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那些在艰苦岗位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有着崇高的品格，有着坚忍不拔的精神，正是有了这样的普通劳动者的创造性劳动，我们的时代才飞速发展，在天天创造着奇迹。富翁、官员未必比时传祥们干净，时传祥们靠自己的劳动，为社会无私奉献，而一些富翁、官员，大多不敢说自己的巨额财富是怎么来的，他们看不起普通劳动者，是因为他们历来眼中只有钱，而没有人。他们的那些钱，弄不好每一张，都滴着污秽和肮脏的东西，比如前深圳市长许宗衡、前铁道部长刘志军贪污受贿得来的几十亿，怎么会是干净的？作为有着正常人的感情的大众，我们没有任何看不起普通劳动者的理由，他们的劳动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让人民体面劳动，有尊严地生活，就必须切实保护好劳动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者的劳动方式，劳动条件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飞跃。简单劳动、体力劳动离我们愈来愈远。体力劳动、脑力劳动正在实现融合。但保护劳动者，让劳动者有一个相对好的劳动环境、劳动条件，应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能只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就全然漠视人的存在。

　　要让人民实现体面劳动，有尊严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指导思想上纠正改革中出现的忽视人的存在，单纯追求GDP，追求资本增值的发展观的偏颇，回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成果让人民共享的指导思想上来。让人民体面劳动，有尊严地生活，是一个历史课题，需要我们党和全体劳动者、全社会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实现。

作者：任少华

编 辑：刘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