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晰的记得父亲送我去学校报名上学的时候，父亲还刻意的给我梳理了头发，我背着母亲连夜用碎步缝制的书包，兴奋写在我的小脸上，而父亲的脸上则洋溢着满足与幸福的笑容，开学的第一天，老师教了我们这样的一篇课文——“爷爷七岁去逃荒，爸爸七岁去要饭，我七岁背起书包去上学…….”，放学回家后，我迫不及待地让父亲给我讲那过去的事情。

　　1931年，父亲出生在一个家境还算殷实的家庭，家有几亩薄田，父亲的爷爷靠着制作手工挂面的手艺，带领我爷爷他们兄弟起早贪黑的劳作，过着勉强吃饱的生活。扈全录是鹤壁地区枪马比较强壮的土匪之一，土匪的据点（现鹤壁庞村一带）距我老家仅30华里，土匪三番五次的绑票使得这个风雨飘摇的家，走上了卖地、卖房、卖儿卖女的路子，我的姑姑、大爷相继被卖到地主家，爷爷气不过，去投了兵，说要带上人端了土匪的窝，从此便渺无音讯。再也干不动活的祖爷爷、祖奶奶在1938年的春天，领着年仅7岁的父亲走上了逃荒要饭寻子的路，祖奶奶在路上病死，而祖爷爷则被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投下炸弹的弹片击伤，无钱医治，死在了距离开封不远的一座破庙里。每当说到这里，父亲总是不停擦拭眼角的潮湿，父亲说他还记得埋葬爷爷、奶奶的地方，一定带我去把遗骨运回老家。一个年仅7岁的儿童从此再也没了依靠，开始了沿街乞讨的生活，恶狗时常把没有长好的伤口再次咬的血淋淋的......。在开封父亲遇到了同村的王某，王某以两斗小米的“价格”，把父亲卖到了江苏省铜山县吴桥乡一地主家里，成了一名小包身工。

　　棍棒代替了恶狗，父亲在恶狗与棍棒、饥寒与孤独中度过了他的儿童与少年时代。到地主家后，他每天在天不亮的时候到灶台上帮忙烧火，打扫完羊舍后就带上一些干粮赶着羊群上山去了。父亲说赶羊群出门的时候，是他最惬意的时候，一旦出了地主的家，就意味着远离了棍棒，有时候还可以在路途上遇到好心的人，给点吃的。“三只火柴点不着火要挨打，放羊回来拾得柴少，会说是偷懒要挨打，只要进了地主家的门，就总会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体罚。” 地主家的后院有一棵樱桃树。每到夏季它就会结出无数的、红艳艳的果实，每次去采摘的时候父亲总是很小心，在所有的人还没起床的时候，小心翼翼的，每次只敢摘下几个，采摘樱桃的事情最终还是被地主婆发现，事件以父亲的头破血流而告终。父亲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胆大些，痛快的、美美的吃个够。

　　土改的时候，父亲已经16岁了，父亲被组织安排在了一家没有儿女的家庭，算是过继，还分到了几亩田。说到这里的时候，父亲总是不经意的流露着一种满足的表情，他好像有着再也使不完的劲，每天下田劳作，晚上编织芦苇席。在淮海战役时，他怕这到手的幸福会溜走，就报名参加了担架队，父亲说，他不知道会打多长时间，只知道这是给自己干的，所以他很卖命，战争在父亲的期盼中很快结束了。在村委的撮合下父亲成了亲，过上了其乐融融的生活。父亲年事已高的养父母相继去世，一种寻找亲情、寻找家的愿望在父亲心底萌生，于是他带着儿时的记忆与组织上给的全国粮票，踏上了千里寻亲的路，父亲说，老支部书记的一句：“找不到还回来，新中国是我们穷人的家，这里也是你的家。”让他感动一生。

　　历时三个月，父亲终于找到了家，在故乡，父亲依然分到了田，还分到房，当村委得知父亲已经成家后，又以组织的名义向我的外公家所在的村委写信，我念过几天私塾的外公接到信后对母亲说：“闺女，去吧，现在是新社会，这组织上不会有假，你看这还盖着公社的大印呢。”母亲说，没有新社会就不会有我们这个家。 父亲总对我说：“人是不以可忘本。”是的，从我父亲获得的一摞厚厚的荣誉证书中，我渐渐的读懂了他对土地的热爱，读懂了他对工作的热爱，读懂了他对新社会的热爱。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未对什么有过抱怨与牢骚，因为他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他用默默地劳作来报答新社会给予他的幸福生活。如果父亲地下有知，知道我入了党，知道我住上了新房，他那慈祥的笑容一定会更灿烂的。 我时常在想，和父辈们去比，我们还有必要为生活、工作上的琐事去烦恼、去郁闷吗？

　作者单位：河南煤化集团鹤煤公司五矿党办

作者：郑如意

编 辑：刘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