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新闻事业史上，优秀的领导干部和优秀新闻工作者很多，这里，我想以范敬宜院长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为例。十年前，我对他的新闻造诣作了概括，只两句话，他认为说到了根本，准确精当。只是这些年工作忙，有关文章虽已写好，还放在手边待完善。我是这样提炼、概括的：“写人所不写，写人所不能写”。

　　写人所不写—— 说的是新闻敏感，包括政治上的敏锐性。事情是随时发生在身边的，可写可不写；题材可大可小，看似信手拈来，不经意间写起，其实由小见大，由此及彼，推衍到了大事、大局。写人所不能写——说的是有深厚的知识、学养。能在新闻报道或通讯、随笔这些“易碎品”中，纵横捭阖，慎终追远，记事、辨理、谈古、论今，延伸了新闻的内涵，因而能脱颖而出，超越了仅仅记录新闻本身，居高声远。

　　前者，写人所不写，举一个新闻采写的例子，在座许多同志可能很熟悉，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也曾作为深入基层、深入实际采访的教案吧——《月光如水照新村》，这条仅有四百五十多字的短新闻，曾被新闻界朋友戏称为“睡出来的新闻”，并作“短新闻”的一个案例收进不少新闻教材。

　　在《我最得意的一次采访》专栏中，发表《一条“睡”出来的新闻》

　　范院长是这样回忆这条短新闻的采写过程的——

　　1982年，是辽宁农村改革初见成效的一年，许多贫困农村开始改变面貌，反映和讴歌这一划时代的变化，成为当时新闻媒体的“主旋律”。

　　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类报道很容易走向题材趋同，写法俗套，缺乏新意。多数报道一个模式；实行包产到户以后，粮食产量增加多少，人均收入增加多少，农村新居增加多少……，数字罗列，文字冗长。《辽宁日报》领导向记者提出要求；多写一点不超过500字的“短而精”的好新闻，要题材新、立意新、角度新，生动活泼，感人肺腑。这显然给记者出了一个难题。

　　我接受了这个挑战。首先向省农业部门了解线索，他们提供了康平县两家子公社。这个公社的人均收入由历年的六七十元增加到一百六十五元。在当时就算是个“飞跃”的典型了。

　　3月3日，我满怀希望地赶到康平县。县委宣传部派了一位新闻干事，陪我到两家子公社去采访。一路上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这个公社的喜人变化，使我对这次采访充满信心。

　　可是，走进公社办公室，我的心一下就凉了。屋里破破烂烂，杂乱无章，桌上积满尘土，炕上被褥乌黑。哪有一点“新貌”。公社秘书见到我们倒很热情，连声说：“欢迎欢迎，我已经几个月没有回家了，你们来得正好，替我值几天班吧。晚上就睡在我这炕上，被褥都全，挺暖和的。有电话就接一个，作个记录就行……”

　　我们欣然同意。好在习惯了这种贫困地区的生活，毫不介意。令人失望的是，下乡跑了两天，一无所获。这个公社基础实在太差，真没有什么值得报道的新鲜事儿。第三天早晨，县里的新闻干事提出：“咱们今天就回县吧，别在这里耗着了！”

　　我笑着说：“别忙，我已经发现新闻了！”

　　“什么新闻？”他以为我在开玩笑。

　　我问：“这两个晚上你睡得怎样？”

　　“睡得很好呀，夜里一个电话也没有，一个人也没有，睡得特别踏实。”

　　我说：“这里就是新闻，而且是好新闻。”

　　新闻干事说：“你别逗了，这算什么新闻。”

　　我说：“你去找一位老秘书来，请他给我们聊聊。”

　　一会儿，现任公社副社长的“老秘书”来了，我就请他谈谈几年前公社晚上的情景。他一听来意，就感慨万分、滔滔不绝地诉说起来：

　　“说起那年月，就甭提了，哪有一个晚上能睡个安稳觉的？一是那时上面搞形式主义、瞎指挥多，晚上电话不断，不是电话会议，就是电话指示，催种催收，追生产和农田建设进度；二是越穷矛盾越多，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寻死上吊，都上你这来报警；三是要救济粮、救济款的，天不亮都来堵你被窝。现在农民生活好起来，这种现象越来越少，当干部的总算能睡个囫囵觉了……”

　　老秘书的一席话，把问题说清楚了；衣食足然后有稳定，政策好方能有安定，“安稳觉”来之不易啊！

　　记者的“灵感”来自十年的生活积累。

　　以上，关于采访写作的回顾总结本身，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后者，写人所不能写，这里仅举“物艺相通”的例子。1991年底，由范敬宜总编辑提议并主笔，《经济日报》开辟了一个栏目，叫《物艺相通》，就是说科学和艺术是相通的。“开栏的话”里写道，我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曾经在一次授奖仪式上，满怀深情地介绍他的夫人蒋英。他说：“蒋英是女高音歌唱家，专攻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正是她给我介绍了这些音乐艺术。这些艺术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使得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因为受到了艺术的熏陶，才能够使我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在这一点上，我要感谢我的爱人蒋英。”作为一个一般人无法企及的著名自然科学家，钱学森认为自己能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艺术的熏陶。

　　“开栏的话”接着写道：“这段话讲得好极了，道破了艺术与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

　　“中国有个传统的说法，叫做“物艺相通”。物者，科学也；艺者，艺术也。二者所以相通，从哲学上讲，是因为它们有着某种共同的规律。爱因斯坦爱音乐，华罗庚爱写诗，梁思成爱绘画，决非单纯的业余兴趣，而是他们能够在科学与艺术的触类旁通中不断地获得灵感和智慧。

　　“我们的经济工作者、企业经营者，从事的是理论研究和管理科学。为了使我们“想问题能够宽一点，活一点”，懂得一点艺术同样是有好处的。”

　　我想，如果自然科学家都能这样思考问题，我们作为文化领域的工作者，更应该具有这种感悟，应该把新闻工作做得更文化一点，更艺术一点，更美一点。

　　《物艺相通》栏目首篇，是《何妨有点风雅》——

　　夏日屋角漏雨，无疑恼人，书法家却从蜿蜒而下的水痕中受到启发，创造出一种叫“屋漏痕”的笔法。

　　春眠压弯金钗，自然可惜，书法家却从弯而不折的弧度中找到美感，发明了所谓“折股钗”的笔意。

　　自古以来，艺术家从自然现象或生活现象中捕捉灵感而自我创新的故事，可谓多矣。近代京剧艺术大师盖叫天，不还从香炉中袅袅上升的篆烟里，领悟到刚柔相济之美，并融入了自己的舞姿么？

　　这就叫触类旁通。不论从事何种行业、职业，获大成功者往往得益于善于触类旁通。

　　所以，千万不要把当今企业家中有书画、摄影、音乐等方面业余爱好者讥为附庸风雅。如果这“风雅”的内容是某种艺术素养、艺术眼光，我看多“附庸”一点没什么坏处。说句也许武断的话，今天价值数百亿元的压库产品之所以能够源源设计、生产出来，与一部分企业经营者视听过于闭塞，思路过于狭窄，既不触类，又不旁通，有着相当程度的关系。

　　第二篇，《扬短不如藏拙》——

　　把墙上挂了一年的历代名画挂历取下，随便翻翻，忽有所感。

　　一页是文征明的工笔山水。画艺的精妙自不待言，大段的行书题诗更是倜傥飘逸，令人心折。

　　另一页是仇十洲的作品，也是工笔山水，可是画面不题一字，只在右角的石缝里用恭楷落了一行名款：“实父仇英制”。

　　文征明与仇十洲都是明代大家，为何题画有此区别？原来文征明不仅工画，而且善书；仇十洲的画虽然名重一时，但字写得不好──当时还不像今天时兴代笔──所以从来不在画上题句，是谓“藏拙”。用现代话讲，文征明爱题长跋是“扬长”，仇十洲不愿题字是“避短”。

　　类似的事还有一些。清代名画家王石谷与恽南田，是一对挚友。二人原来均擅山水，后来恽南田发现王石谷的山水超过了自己，便主动“调整产品结构”──改画花卉。结果两人并驾齐驱，各擅胜场。要是恽南田不正视自己的弱项，硬要在山水方面与王石谷争强，他的成就可能永远在王石谷之下，也开创不了一代花卉新画派了。

　　应该说，仇十洲和恽南田都是聪明人，他们的避短是为了更好地扬长。有出息的企业经营者也应该如此。看到人家上什么项目也争着上什么项目，甚至弃己之长，硬往一条跑道上挤，那是智者不为的蠢事。

　　专栏最后一篇，第七篇，《贵在谋篇与布局》——

　　中国的文学艺术特别讲究结构之美。作文讲究谋篇，写字讲究结体，绘画讲究布局。国画“六法”，其一叫做“经营位置”，亦即布局。

　　布局的艺术，实际上是处理矛盾的艺术：将主与次、虚与实、轻与重、疏与密、简与繁、远与近、深与浅等诸种矛盾统一起来，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历史上有许多画家以善于布局著称，往往一局之立、踌躇经月。元四大家之一黄公望，画《富春山居图卷》，前后花了十余年，其布局之精曾被誉为前无古人。可惜传到明代，此画的主人爱之过深，临死前将其投火殉葬，等到他儿子从火中抢出，已烧剩一半，实在令人遗憾之至。从残存的部分看，布局确实熨贴入微，无懈可击。抚图把玩之际，惹人遐想不已，甚至超出了艺术的范围。

　　有时我想，毛主席当年常讲，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老人家实际上是把制订经济发展战略当作一门艺术的。经济规律与艺术规律不同，但就经济布局需要协调主次、轻重、缓急、长远与当前、优势与劣势等诸矛盾关系而言，却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些矛盾处理失当，“画面”就无美可言了，固有的优势自然也难以发挥。

　　山东省这几年经济发展较快，除了其他因素，布局恰当应当说是一条重要经验。沿海如何发展，内陆如何发展，山区如何发展，都按照客观实际，规划得丝丝入扣，使长得以扬，短得以补，总体上形成一幅姿态万千、引人入胜的图画。看了之后，不禁忽发奇想：主其事者，莫非也是丹青妙手？

　　范院长和其他许多优秀新闻工作者这样的思考与实践，数不胜数。我之所以这样归结：写人所不写，写人所不能写，因为有了前者，抓住了当下的社会生活的事实，捕捉了别人没有留意、很可能独树一帜的新闻话题；有了后者，则能使事实、思想、学问、文采俱佳的新闻作品，立足千秋新闻史册。关于对“写人所不写，写人所不能写”的分析、阐述、思考，另成篇章话题，今天谈起来，只是先破破题，以后有机会，从容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