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淄博矿业集团老干处党总支

　　已故“挚友”孙肇祺（笔名：孙勃），是七十年代从淄博洪山煤矿走出去的《大众日报》副总编。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我和他几年相处性格相近，思想融洽，但，我也发现，在那生活平静如水，工作按部就班的岁月中，他的思想活跃，就像静水中投下一枚石子，漪波涟涟……，

　　淄博洪山煤矿，从历史上就是山东各级领导抓的一个“点”，直到“文革”结束，山东省在稳定局势，部署中央对山东落实批示《十条》、开展“一打三反”等一些典型经验也多是出自该矿。

　　我在行办、他在党办，都是搞文字工作，经常在一起。矿招待所就给我俩安排了个房间写材料。一天早晨，他从离矿二十余里的农村家里赶来，把“坐骑”（大金鹿自行车）往门口一放，进门对我说：“你猜俺老婆（董雁飞，农村民办教师）今天发牢骚和我说了些啥？”我说：“说啥？”她说：“你们这些人呀，整天也不休息，忙前忙后围着领导转。俺看，这就和旧社会的那些地主的狗腿子一样，可忠心了……。”我骑着车子就想，她说的若从讲古比今的讥讽角度还有点道理。惹得我俩都笑了……

　　1975年，经国务院批准（邓小平主持工作），召开了全国煤矿采掘队长会议，山东人民出版社来电话，让我去修改我写的“五四”采煤队报告文学《永葆革命青春》书稿，（“四人帮”横行时，书稿被以不抓阶级斗争为由被搁浅）那时写书，一无名（署名是编写组），二无利（没有稿费），干干巴巴。于是，我就向领导推荐让肇祺和我一起去。

　　我俩到出版社住下后，他说，这本书根本就不用改，出版社既然请咱来了，咱得找个理由出去转转。于是，我俩就向编辑石洪印（后任社长）同志提出增添一章，到湖南衡阳煤炭局采访原“五四”采煤队第四任队长陈友贵同志（时任煤炭局局长）的建议。批准后，由出版社借出差旅费，我俩去时从济南、郑州、长沙、衡阳。返回是，衡阳、长沙、韶山、杭州、上海、济南。痛痛快快地“玩” 了一圈。回来后，他主动替我续写了一章（第四章），期间，他还又给出版社文艺组写了几篇短篇小说（出版后，他写的“开山王”还被翻译成英、法俩种文字出版），我们就回矿了。不料，没过多长时间，他竟被矿上的“追谣”小组逮住了。

　　原来，“四人帮”没倒台前就不得人心。我俩去南方采访时，我记得从长沙往回走，上了火车我俩各占了一个靠窗的坐位，后又上来几个青年和他坐在一起，那些青年是北京的大学生，他也是大学生，他们很快就熟悉了，北京的大学生向他披露了不少的所谓“小道消息”，特别是江青的一些绯闻，在矿上一专播，一查，水落石出。他只好如实“交代”，“追谣”的人又问我，我就来了个“一问三不知”。肇祺看我够“朋友”，在去大众日报淄博记者站前，他推心置腹地对我说，秉祥，你知道你为什么入不了党？也不提拔你吗？我说，不知道。他悄悄说，你，现在还背着个“恶攻”的包袱。保卫部门把一封恶毒攻击毛主席匿名信的字迹和你的笔迹一样，怀疑到你身上了。咱两在一起呆了这么长时间，直觉告诉我，你的言语行动不是那种人。这事你自己有个“数”就行了，这是老朋友的心里话。他又意味深长地说，看来，咱两既是阶级斗争的执行者，也是阶级斗争的受害者呀！

　　肇祺爱交朋友，特别对文艺界的人更是情有独钟。一次，我有个老同学叫李学诗，他在淮北文联写了一本《矿山风云》的儿童文学，是以淄博大奎山矿为历史背景，在中央人民广播台热播后反映不错，他想写第二部，到南京军区采访了司令员廖容标（廖在抗日战争时在淄博一带打过游击），又回家乡（淄博西河）来采访孤胆英雄“刘天爷爷”，刘，就在洪山煤矿附近的双沟公社，他得知情况后，跑前跑后为我的老同学安排食宿，热情招待，晚上，我们三个人在招待所一直“啦”了大半宿，他破列没有回家（肇祺同志非常顾家）……

　　不过，他没去《大众日报》社之前，他对大众报的副刊“丰收”版却多有讳词（他写了一些诗稿“丰收”版都没用），那时，他认为，《大众日报》办得太“死板”，他说，你别看《大众日报》办得不咋样，调往中央宣传部门、理论部门的干部到是不少。要是我，我非得给她改改不行（这都是知心话）。我说，别吹了。俺俩都笑了……


　　注：
　　孙肇祺，笔名孙勃。1941年11月生，山东省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山东淄博人。大学毕业后，曾在煤矿区工作，业余从事文艺创作和新闻报道。1976年6月调入《大众日报》社，任编辑、记者。1983年6月任报社党委常委、副总编辑。1995年因病逝世。

作者：韩秉祥

编 辑：刘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