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陕西省煤田地质局一三一队

多年来研读史书，自以为是出于爱好而已，闲暇时细细品味，里面竟有许多值得回味、深思的东西。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在《通史》一书中曾说，“历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为政治生活进行的教育和训练。……最有益的，或者说惟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

细细想来，这位史家说的不无道理。开国领袖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尤其是在他发蒙后更是手不释卷，对司马迁与 《史记》评价极高，《史记》自然是他经常点读的作品。他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他在品评《史记•项羽本纪》时，指出项羽有三个错误：一个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走了刘邦；一个是楚汉订立了鸿沟协定，项羽当真，而刘邦却不以为然，不久就违反协定东进攻楚；再一个就是建都徐州，位置没选好。最重要的教训是“不爱听别的不同意见。”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司马姓氏之人在政治上不得意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

1915年，在致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提出“欲通国学，首贵择书”，即选择重点篇目详加阅读而后及于全书。他自己择书而读的例子，便是《史记》，他说：“《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毛泽东不仅熟读《史记》，而且对司马迁的生平遭遇也很了解。早年就读于湖南第三师范时，他所做的读书和课堂笔记《讲堂录》里，便记有一些关于司马迁的句子，如：“马迁，尤门人”；“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此诗乃司马迁之文，非（司马）相如文也。”毛泽东在晚年通读《二十四史》时，还时常把《史记》中的一些篇目，如《项羽本纪》等推荐给别的同志读。1958年，在批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加写的一段话中，特意把“司马迁的颂扬反抗”，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民主文学”的代表之一。

《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写的一篇作文。国文教员阅后在文稿上写了多处评语，并批给同学“传观”。这些评语是：“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駸駸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杠鼎”，“积理宏富”等。文末还写有以下总评：“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据《史记•商君列传》所记，商君，战国时卫国人，本姓公孙，名鞅。后投奔秦国，为秦孝公所用，因破魏军有功，秦封之于商十五邑（今河南境内），故号商君，又称商鞅。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之时，阻力甚多，包括秦孝公本人，开始也担心不合礼法，“恐天下议已”，甘龙等大臣更是反对，经商鞅反复争辩，才说服了他们。接下来，为了使新法取信于老百姓，又采取了“徙木立信”的办法。青年毛泽东在《史记》中读到此事，破题三叹。因为，商鞅所推行之新法，本是“利国福民”的“良法”。其主要内容为：奖励耕织，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废除井田制，按丁男征税，按军功受爵等。这些，在毛泽东看来，是秦国“战胜诸国，统一中原”的“大政策”。可黎民百姓却不能认识这些政策的好处，不能辨别好坏，非要统治者“煞费苦心”用徙木立信的办法来推行不可。在青年毛泽东看来，理想的国民，应该是看到好的法令就支持，看到坏的法令就反对。由此观之，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说明“吾国国民之愚”。他还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几遭沦亡惨境，根子就在“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这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当时的唯心史观，也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知识界、思想界的一个共识：改造国民。

的确，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使大多数有志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不见成效，政治体制的维新运动血洒刑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的药方把一个古老的病人弄得越益衰弱，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精神文明当作振兴中华的新的良方。从梁启超的“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氏”，到严复的“开民智，兴民德”，再到鲁迅的“人立而后事举”，表明这是那个时代必然引申出的共同话题。在青年毛泽东后来的一系列政治和文化主张中，从“变化民质”，改造“人心道德”入手的救国图存的思路，也是格外的引人注目。《商鞅徙木立信论》，算是这条思路的发端。

说到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人们就会想到那篇作于抗战艰苦时期、脍炙人口的《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 “马踏幽燕、定鼎京城”，领导起义军摧毁了腐朽的明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农民起义政权“大顺朝”。但是山海关一战，李自成败给了吴三桂和清军联军，从此一蹶不振，直至最后败亡。在毛泽东的心中，李自成是一个英雄人物，更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照着他成长，照着他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

毛泽东对李自成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少年之时。在韶山上私塾时，毛泽东爱看的“杂书”里面，就有关于李自成的书籍。1910年秋，毛泽东从湘乡东山学校放假回外婆家时买了一些“笔杆糖”，平均分给表兄弟们。分完后，最小的表弟吵着还要多分一点，毛泽东便对他说：“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与昏庸官府作斗争，为的是使天下人均田均富。所以，我们兄弟之间也要按均田均富的原则来分糖，谁也不能多分。” 从毛泽东的话中，可见李自成的平均思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1年，毛泽东在衡阳第三师范学校向同学们作《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的演讲时，向学生介绍了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总结了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指出他们的失败是由于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时，又一次引用了李自成起义的有关资料。他说：“当时陕北大饥，自成乘机而起，至山西、张家口、南口、土木堡等处，后至北京，卒为清兵所败……后被三桂引清兵入关，迫至无路可走。这可见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不过他们的举动，多为暴动，是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

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加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使毛泽东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据谭震林回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拒绝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他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我们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与流寇主义思想作斗争：“历史上黄巢、李闯王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了。”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对李自成和他领导的农民起义的研究。他曾对刘志丹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再次强调：“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
毛泽东对李自成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对其战争思想的层面，还将视野深入到了其失败原因的更深层面。在1938年关于根据地保卫工作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在谈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时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热情地赞美了中国的农民运动，他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列举了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农民运动领袖，肯定了其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因素，同时也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原因。

（辛卯年春节于象岭脚下）

本网通讯员：马萌

编 辑：徐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