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为一家人吃饭的家事日夜煎熬。

我的母亲长年有病，不但参加不了生产队的农活，挣不了工分，还要经常从信用社贷款或在生产队借钱看病。还有我们七个兄妹们要上学用钱，更料不准何时的天灾人祸会从天而降，向父亲的脊梁袭来。每年生产队决算分红，别的农户都是高高兴兴的领上百元钱，做新衣置家当,喜迎春节到。而我家一直是生产队的“投资户”， 直到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共欠借贷款近二千元，过着老娘落泪的苦日子。现在我也成家立业了，有个儿女,做了一家之主，但难以想像父亲这座山是如何为一家人遮风挡雨挺过来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社员集体吃食堂散伙了，沾“四大自由”光，为度饥荒，务农的父亲也随他人学起做 “生意” 了。记得父亲做卷烟叶的小生意，借来舅老爷没有手动闸的除铃不响外其它都响的自行车，每天早出晚归，南来北去，虽然略赚到了几个小钱,但不懂生意经的农民何知生意场的真谛。别人为了卷烟叶的好成色，贩回后要用黑豆水喷洒重新上色，可以亮色又在带运中不会碰碎叶片,到市场当然向货好卖。而父亲老怕亏了买主，一不深加工二不注洒水三不在秤上耍花招，一斤买十俩卖，落得小利人平安,倒解了饥荒微薄之危。

随着狠刹资本主义投机倒把劲风愈演愈烈，父亲不得不放弃小生意，整天忍着饥饿的肚皮，投入到大办农业、大练钢铁行列。但一家人苦度饥荒无不揪着父亲的心。听说贩绵羊可赚钱，父亲托在临公社任大队会计的表叔开了张买羊个人饲养的证明信，伙同三个村中的叔伯们，踏上去河南省贩买羊的征途。

父亲在回归家乡途中，遇到一个陕西老乡没有证明信被火车站人员查获，禁止个人私带羊上车。父亲身知出门人不容易，就凭自己身上带的证明信之威，顺手牵羊将老乡的人和羊一块捎带上了列车。也不知是父亲帮人之难感动了上天，还是证明信上的大红印章赐给了鸿运，这次父亲贩羊生意倒赚了一半小利。父亲用买羊得利的钱，从黑市场上买回棉花籽压过油的油饼，在做饭时与胡萝卜、白萝卜、榆树钱混成油杂糊，解了一家荒年之灾。更是父亲这面大山支撑我家度过了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苦日子。至今我给我的儿女们提起这些往事，他们不以为然，咋不买包方便面充饥，真使让人哭笑难解。

1964年，我的四弟患了脑膜炎，家中本是举步维艰，无情的生活棒子又一次击中父亲的脊梁。哪天四弟又抽风了，多亏了两名乡医联合诊病因，建议急送县医院治疗。父亲从生产队借了20元钱,冒着大雨，抱着仅5岁的四弟赶往县医院。我家离县城有十二、三里路程，父亲救子心切，高一脚低一脚奔向渭河渡口。当时没有架设渭河大桥，人们南北过河靠木船搭的木桥摆渡，时逢雨季渭河涨水木桥拆去，要靠木船每两小时摆渡一次。

父亲抱着四弟在渡口候船时，四弟病发用牙咬破了父亲的肩头，父亲的泪、血同霏霏秋雨筑起坚强挺拔一座山，再一次抗争生活的袭击与磨难。父亲用他宽阔的胸怀拥抱四弟到了县人民医院。医院有一位住院的阿姨劝父亲：“娃很灵，能治好的，你别伤心了。”并拿出一个馍让父亲充饥。

多年后，父亲提到此事，总感慨万分：世间真情无处在！在四弟住院医疗期间，喜逢人民政府派出上海市脑膜炎治疗小组支援县市医院，又是对脑膜炎治疗患者费用全免，使四弟得到了及时治愈，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四弟出院时，父亲含着泪花说，是亲人医生救了娃的命，感谢党派来了好大夫！

父亲在生产队任过食堂管理员、生产队指导员。在此十多年期间，父亲既要干好生产队的事，又要忙家事，但父亲始终像大山顶住来自不同的压力和冲击，山一般的高，山一般的阳，山一般的纯。七十年代初，我荣幸从高中学生入伍参军了，走进了部队大学校。我在部队以父亲临行叮嘱“做人要诚实，要善对周围人、善对社会是根本”为座右铭，在部队入团入党，又当了班长进过教导队，获得过营嘉奖，到后来退伍参加工作，每走一步都有父亲的家规来自我约束，给我前行的动力。哪是我提出入党申请书的一年，组织外调材料证明为父亲干过伪宪兵，属于七类清理的对象子女不能入党。我迷惘、我郁积、我失望……

正在我人生十字路口徘徊，父亲来信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事实会证明是非曲直的！在父亲山般的呼唤，我重新调整人生征途坐标，全身心投入到部队训练之中，那年我获得了优秀团员称号。后来，父亲干伪宪兵的事得到澄清，同年我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实现了我的自愿。

今年9月17日，父亲走完了他八十五年的人生。父亲走了，但他给我留下了山的坚强，山的性格，山的胸怀，山的常青。

本网通讯员：陕煤韩城矿业下峪口煤矿工会靳一研

编 辑：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