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扶着父亲爬上一层楼到劳社部为父亲做人脸模型照相时，看着父亲吃力的样子，我问父亲累不累，父亲说：两只脚不得力，老从脚起，我明显地感觉到父亲确实老了。

“十七八岁学作窿 二十七八呈英雄 三十七八平平过 四十七八背竹筒”。

今年八十四岁的父亲谈起十二岁就在旧社会的小煤窿谋生时，就能熟练地背出当时反映矿工悲惨生活的民谣。由于家境贫穷，父亲十二岁时就在湘潭的一个小煤窑做事，一百多米深的小煤窑，由于身单力薄，父亲只能做车水工，当时的抽水是将一根根竹筒连接起来接到井下，然后每隔十米就有一个车水工用“孔明水车”将井下的水抽上来，由于双脚总要不停地抽水，车水工也被俗称为“水青蛙”，井下通风也是将一节节竹筒连接到井下，然后用人力不停地抽动鼓风机将风送到井下，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为十二小时。

五十年代，父亲与同乡三位来到了街洞煤矿的前身国营三和煤矿的茶山岭工区，当时的工作条件也很辛苦，煤是工人用拖箕一百斤、二三百斤从井下拖出来的，通风是自然通风，出班洗澡用的是脚盆，父亲谈得最多的是爬“天眼子”，笔陡“天眼子”有二种，一种卸物，一种爬人；这种穿洞式开采方式即原始又危险，井下支护都是木支护和竹子支护，那时的放顶工是极其危险的职业，如果技术不熟炼，放顶工极易受到伤害。在记忆中，父亲下班后，吃完饭后并沉沉地睡熟了，倘若爱打闹的小孩吵醒了他，常常会受到母亲的训斥，虽然工作辛苦，但父亲有七十多元的工资，每月有五十二斤大米的定粮供应，在这当时是令人羡慕的，每当快过年时叔父从老家湘潭担来一担晒干的红辣椒，几十个土鸡蛋，一两只鸡来我家，父亲回赠的则是全国粮票、布票，一套工作服、一双套鞋，近几年退休工人连续加工资，父亲的退休工资也由退休前的几十元加到现在的一千多元，父亲总是说：不做事有饭吃，还是党的政策好啊！

六十年代过苦日子的时候，与父亲一同来矿的几位老乡，由于受不了井下的苦，中途都回了老家，父亲身体单薄，个头不到一米六零，井下的活消耗体力大，但父亲一直坚持了下来，从小工到大工，后又到塘角上工区做安监员，那时的安监员每个档头都要跑到，闲下来的时候，还要到工作面与一线员工同劳动，有一次，当在广播里听到父亲即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超额完成当班的生产计划时，我也好一阵激动，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勤俭的父亲下了班以后还要种菜，记得小时候，小菜是吃不完的，有一年种在河边的东瓜长有二米，在桥的中间很时显眼，记忆中父亲很爱帮助他人，总有邻居向父亲借钱，五元、十元、二十元不等，父亲则用专用的记录本写上借钱人的名字，钱还了，父亲则用笔将还钱人的名字划去，别看当时借的钱的不多，但对于解决他人暂时的生活困难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七十年代的大米一斤只要0.14元，肉也只有0.75元一斤，借了又还，还了又借，记帐本上总写得密密麻麻，父亲读过二年私塾，写得一手好字，父亲在食堂干管理员一干就是九年直到退休，父亲说，他干食堂管理员是干得最长久的，主要是自已没有“捞油水”的思想，每年食堂总有节余，节余的时候，二百多职工则在大食堂里会餐，猪脚和墨鱼的香味，我至今都记得，会餐的时候，我会在路旁苦苦地等待，当父亲拿回盛有猪脚和墨鱼的饭盒回家时，我则一奔一跳抢过父亲的饭盒，最先品尝美味。

1980年我参加了高考，分数线达到了中专线，却由于身体原因而没有录取，那时的我绝望极了，看着眼红的我，父亲安慰道：孩子，别怕，在矿山总会有你一条路。后来我到长沙做了手术，手术后，又顶父亲的职参加了工作，1985年我参加了成年高考，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资兴职工大学读书，父亲高兴的说，你总算在矿山有扎根的本领了。

父亲在食堂当管理员时，由于帐算得清楚，别人都称他老会计，叫的很甜，我当会计的时候，别人都叫我小会计，不过在工作中，我总记住了父亲的一名话，搞工作不要有“捞油水”的想法，记着父亲的话，在工作中我一直尽心尽责，现当上了中层领导，说实在的对自已的工作和收入我都很满意。

2009年，女儿考上了重庆的西南大学，第二学年女儿决定学第二专业，女儿问我，学什么专业好，我说学会计专业，其实我就想让会计专业最好在我家“三世同堂”，今年女儿准备报考研究生，她说报了培训班，交培训班的800元，是用她的奖学金交的，我感到很高兴。

读大学后，女儿每月的生活费不会超过800元，遇到用钱多的时候，她都要打电话问我一下征求我的意见，第二学年，女儿就入了党，还当上了班长、团支部书记，看着女儿的进步，我想女儿的身体还是遗传了父亲与我朴素与勤劳的基因。

作者：湖南省煤业集团街洞矿业有限公司尹志明

编 辑：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