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昨日起，北京、河南、深圳、陕西、安徽、海南等多个省市同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多在20%以上。据报道，今年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省区市共有27个。人保部工资研究所专家孙群义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轮工资增长实际上是对中国低收入劳动者收入的一次补偿性增长。（《第一财经日报》7月2日）

　　所谓“补偿性增长”，意味着如此的增长是把本属于工人们的利益“还”了回来——虽然有积极意义，但明显是滞后的权宜之计。从新闻的介绍来看，更可以看作是被迫无奈的选择——一方面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另一方面是为了缓解以“十连跳”为表征的的劳资矛盾激化。但是，如果“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逻辑思维主导了工资增长的话，不可能达到消除劳资矛盾的效果，即使消除也只能是暂时性的、表面化的。

　　结合中国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依然偏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普通工人收入过低的醒目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社会更缺的是一种最低工资的常态化增长机制。也就是说，补偿性增长当然是好事，是一种纠偏，但是离开了常态化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是不可能达到理想的“让更多的产业工人和全民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愿景。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应让推动经济发展的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廉价的底层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增长机制，不仅能保障劳动者权益，使他们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而且能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一是建立激励相容机制，提高企业对最低工资制度执行的积极性。通过给予遵守最低工资制度、尊重劳动者权益的企业相应的经济和精神激励，而对不遵守相关法律、侵害劳动者权益的雇主以经济或精神惩罚，使保护劳动者权益与雇主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相容，促进最低工资制度及相关法律的实施。举例说就是对违反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处以高额罚款等措施。

　　二是强化工会组织的代表和维权功能，提高集体谈判维权能力。强化工会的独立地位和维权功能，使工会和会员之间形成真正的委托-代理关系，加快完善集体协商机制，通过工资、工时的集体谈判，保证劳资双方在工资分配的博弈中，达到公平的结果。国际上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工会形式的集体协议机制对于促进工资增长的作用是明显的，集体谈判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也具有正面效应，因为集体协议有助于劳资双方沟通信息，改善劳资关系，提高生产效率。

　　必须看到，劳资双方协商机制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将公平正义的理念引入劳动市场，对劳资双方均有受益，还可弥补既有劳动法规的不足。政府应力推劳资双方协商机制的建立，提高劳动群体的谈判地位，让劳资双方在相互平衡和制约之中获得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