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诚然，一说起古代的妓女，我们不禁会想到被压迫的女性悲惨绝伦的境况，她们也一直是我们抨击旧社会的一把利剑。作者的这篇文章客观的阐释了妓女和中国历史文化的融合，妓女这个群体在特殊的时代有着特殊的意义，像李师师，赛金花，小凤仙等名妓总是给人一种积极和美好的感觉。时代在发展，文明在进步，妓女行业已经在中国奢靡，冷却。说起现在的妓女，我们就想到“按摩店”，“洗浴中心”，“天上人间”，但是我们很难寻到才华横溢，重情重义，精通琴棋书画的“小姐”。因此，中国的青楼文化已经彻底的堕落了。

　　　曾写过一篇类似于烟花柳巷之类的话题，颇受关注，一家网站还当作论文发表。朋友说，以我对旧时世情的感悟，应该继续施展诙谐的笔触，感触一下过去几千年烟雨蒙蒙中的青楼风韵，让我们共同感知一下那个特种行业或奢靡或喧嚣过后的凄凉寂寞。

　　青楼文化是中国各阶层文化的一个混合体，历史不可能对烟花柳巷忽略不计或能够躲避。在下于历史只是浮光掠影，且烟花已随风飘去，红粉也早已化作泥土，残垣断壁的柳巷被剥离掉了真切的外壳，洗尽了铅华，繁华与氤氲早已沉寂于斑驳的记忆旧痕中，我们只能从曾经深掩着的珠帘翠幕，借助想像，窥视到过去几千年烟花界光怪陆离之一斑。　

　　说到烟花界，心绪总是波澜起伏。毕竟这个行业的背后隐藏着许多的无奈和酸辣苦咸，以及喧嚣过后的遁逸、凄然与空寂。 青楼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因为古老和需求，这个特种服务业在刚开始出现时，并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赋予那么复杂的含义。 在人类文明的曙光里，因为原始宗教的信仰，因为分工的需要，娼妓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在官府、寺庙和商业繁华之地。在西方，神庙里的女祭司，就如同中国殷商时代的女巫，宗教信仰和万物崇拜的朦胧意识的推动，给这些女祭司和女巫的身上笼罩了一层神秘的光环，支撑着原始人们无邪的灵魂，给人一种献身宗教的神圣，让人心生敬畏而不敢小觑。

　　而在古代中国，妓的本意也与后来的烟花女子相去甚远。最早的妓人是指宫廷或士大夫阶层具有礼乐性质的的女乐，即舞女、歌姬。因此，最初的女乐应理解为中国的文化艺术工作者。

　　然而，所有的事情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地沿着一条轨迹闭合式地往复循环，事情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社会需求的多元化推动，人类欲望的多方位膨胀，在这样的大变革面前，正值豆蔻年华的女乐者们，怀春的浪漫激情，邀宠的心理推动，追慕虚荣的冲动，改善依附身份的企望，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主人的生理或政治需要，终将女乐发展为女伎再发展成娼妓而形成封建社会的特色服务者。伎者们既以取悦主人或者客人为己任，身不由已或半推半就中完成了一个哀怨凄美的转身，从音乐舞蹈工作者转变为了性工作者。

　　在早期，大批的性工作者可能来源于战俘。战俘中的女性除了用来扩充奴仆外，有姿色善歌舞者就被充当了官伎或者家伎，而即便是私伎，其地位依然在仆与奴之上。 推动娼妓产业化发展，使娼妓业发生质变的起码有两个大人物，一个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国相、经济学家管仲，一个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
管仲把娼妓业国有化与其他项目的改革一样，无一不是出于称霸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实施美女计，充当驻外机构间谍，专门对付敌国精英，以拖垮敌国，成就霸业，可算是对这个特种服务业的一个重大挖潜和升级。管仲确立了这个行业的大致经营方式和经营方向，因此他被称为娼妓业的祖师爷。

　　王安石把妓院和酒店合营可能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他实行休闲娱乐一条龙服务，以服务业的高额回报来充实国库，以抗衡辽金，可算是对饮食服务业格局的一次重大调整和重组，王安石是休闲娱乐业一条龙服务的鼻祖。 这个时期，娼妓们的命运掌握在官府或者官宦手里，因此，伎者们一般不可能进行私下交易，因为她们吃着皇粮或官粮且领着俸禄，享受着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公务员的待遇，听命于官府或者主人，是有契约的，更准确的说，是不允许走穴的。

　　由先秦而汉，直至唐宋元明清，随着封建制度的完善，娼妓业的管理也不断地推陈出新，带有那个社会的特有色彩。娼妓业的兴衰荣辱，娼妓从业人员的生命轨迹，其实就是那个或五光十色或黑暗动荡社会的缩影，因此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娼妓文化其实就是封建文化的一种浓缩。

　　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娼妓业总是伴随着王朝的兴替和最高统治者的好恶而波澜起伏命运多舛。整个封建社会，最富丽堂皇、最能释放人性、勾起人们灵感的的去处，就只能是伎者们的所在：秦楼楚馆、青楼酒肆、勾栏瓦舍。在娼妓业低潮期，为了行业曾经的辉煌，为了伎者们生存的需要，不得不改头换面，去大堂而辟幽径，弃高贵而媚低俗，变邀约而为倚门，伎者娱乐业一落千丈，变成了唯唯诺诺、最不堪风雨的弱势行当，以致成为下九流的同义词。

　　但是，烟花柳巷不仅是历史的烟花柳巷，同时也是文化的烟花柳巷。如果没有娼妓业的存在和推动，大唐盛世的文化不会如此繁盛，全唐诗的巍巍雄浩，凝结了大批伎者的心血和才智，被文人们引以为自豪的“薛涛笺”的发明者薛涛就是大名鼎鼎的蜀伎。不光皇亲贵戚，就是大李杜、小李杜、元白、温庭筠这样的诗仙诗圣，文坛领袖，其诗词生命的脉搏里，无不流淌着伎者们的文化血液花间温情，几乎随手翻开一页唐诗，撷来一片诗稿，都能窥见到伎者们卓尔不群的才艺或凄惨晚景。

　　煌煌大宗的宋词，简直就是文人与伎者相惜相怜心灵契合的结晶，若不是伎者们的推敲、演唱与传播，在唐诗独领风骚、狼烟迭起的小小赵宋王朝，后世称之为“宋词”的那种音乐文学，大概永远只能停留在坊间小调的局面而折腾不起漫天云霞，以致汇成滔滔气象，终与唐诗并驾齐驱于中国文学的巅峰。

　　元曲的曙光初露与璀璨夺目，实际上就是娼妓业的曙光初露和璀璨夺目，尽管元朝中央政府是中国历代王朝禁娼的最坚决倡导者。元曲大家如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之流，无一不是昼书锦绣文、醉卧温柔乡的常客。封建王朝抑文禁娼的最直接后果，却是将欲进不能欲退还羞的文人与在明暗之间挣扎的伎者们天作之合地结合起来，文人伎者们天涯沦落惺惺相惜，濡沐词章，吟赏烟霞，成就了中国伟大的戏曲艺术，这大概也是始作俑者意想不到的结果。 在旧中国，一方面，贞洁是女德的首要条件，另一方面，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化压制着女性才情的发挥。而娼妓与贞洁势如水火。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古代的名媛才女却偏偏出自娼妓界或与娼妓界密切相关的行业。卷帙浩繁的中国文化典籍中，为娼妓们歌功颂德的青楼文化蔚为大观，真不知这是一种道德文化的背叛，还是一种人性文化的觉醒。

　　历史的反复和物欲的引领，青楼文化的衰落以及人们对青楼文化的背叛，尤其是统治阶级出于对皇权贵胄体面的维护，一次次地扫黄、禁娼、宵禁，使得娼妓业不得不从公开走向地下，鸨们以高额的贿赂和纵横捭阖的公关手段维持着娼妓产业的发展，而从业人员只能忍辱负重退而求其次，从卖艺或色艺兼营到依靠色相走卖身求存这条路了。但不管怎么说，能生存的路总比走投无路好得多，且这条路在笑贫不笑娼的舆情之下也算不上最黑暗最艰难的路。何况，自古以来，这条路有足够的吸引力让破产的贵妇，寥落的中下阶层妇女、潦倒的农村妇女心生幻想跃跃欲试，在这条路上，名媛才女层出不穷，不少人凭借风华绝代的才貌，打进皇宫，晋身为皇妃，在这条路上，倾国倾城、红颜一怒使江山异色者有之，重情大义、救国救民于水火者有之，艺冠群芳，令王公大臣纨绔子弟文人学士倾慕艳羡者有之，填词作赋，为文坛增辉，名流千古者有之。

　　然而，历史终究是冰冷和苛刻的，烟花也只能是烟花，光鲜和凄美之后难免寂寥。不管当红时如何星光灿烂，生活得多么奢华糜烂，即便有倾国倾城之色，却总会有香残红退，“暮去朝来颜色故”的时候，即便是贵为妃嫔呼风唤雨于一时，却总有繁花落尽物是人非的时候，最终都逃不出“老大嫁作商人妇”或青灯相伴或孑然孤寂的凄楚结局。

作者：魏晓

编 辑：刘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