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红是一位地道的“本土市长”，她生在中山、长在中山，从居委会主任一直走到市长高位，其从政足迹始终未出过中山市。这在地方领导干部中并不常见。按照有关规定，担任县市级正职领导成员的干部应实行地域回避。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严格按照这一规定，再考虑到中山市级别高而地域小的特点，李启红在升任市长职务时，本来是该被交流到其他地区的。但李启红和她的前任一样，“奇迹般”留了下来。

　　李启红当初的“恋栈”，为她后来的覆灭埋下了祸根。按照媒体披露的案发缘由，李启红被“双规”起因于中山公用当年的14个神秘涨停板。那正发生于李启红担任市长职务后不久。至于其家族企业的“勃兴”，当然更是与李启红在中山市的长期经营脱不了干系。李启红在家乡政坛的一路上行，必然导致其政经网络和人际关系的不断丰富、扩大和巩固。不但她本人和亲属可以从中山公用的股价飙升中获取巨大收益，她的家族企业更是如鱼得水。李启红的“本土化”，确实与她的腐败轨迹有着内在联系。

　　但如果把李启红的问题都归咎于对地域回避的“回避”，又未免有点避重就轻。领导干部“本土化”，确实为用人唯亲和家族式腐败带来了“方便”。但这显然不是唯一的肇因。实际上，如果把李启红的腐败模式照搬到其家乡之外的地方去，同样也是行得通的。只要她能够主宰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她一样可以获得内幕消息并从中渔利。只要她的亲人和家属可以在她的任职地经营房地产，其家族生意照样可以风雨无阻。在用人方面，领导干部是否“本土化”更是不妨碍权力变现。前不久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卖官书记”龙国华，就是一个交流干部，他在离任前突击提拔百余名干部，着实把整个社会都吓了一跳。所以说，领导干部的地域回避制度，只是针对腐败的一般性防范措施，它虽然有一定的效用，却也不能高估。

　　发现李启红的“本土化”，是一个很不错的“新闻点”。但分析李启红的腐败路径，显然还要另找根芽。李启红的家族企业在中山市经营达十余年之久，资本关系虽盘根错节，但李启红家人的身影却始终存在。很难想像，李启红在中山市的生意竟会不被世人觉察。很多腐败现象都是如此：没有谁不知道，却从未被公开。而不被公开的腐败和敛财，就可以从容隐身于灰色领域，就可以在权力的笼罩下日渐坐大。倘若李启红的家族生意一开始就进入公众视线，倘若她的个人财产变动始终是可以查询的，不但她不敢打中山公用的主意，恐怕家族企业也做不起来。换言之，在制度完备、监督到位的地方，“本土”干部的关系网也会受到有效的制约；反之，在监督失效的地方，即使是外来的干部，也会迅速经营出自己的关系网。因此，地域回避制度固然必要，但比回避制度更重要的，依然是监督制度的建设和落实。

　　李启红曾被评为“2009年度十大品牌市长”，与深圳市长王荣、杭州市长蔡奇、武汉市长阮成发等政坛中坚并驾齐驱，当也算得上明星官员。但在光环背后，隐藏的却是不堪的内幕，其讽刺意味可谓深刻。人们在为李启红的垮掉有所警醒的同时，同样未免会有几分惋惜。如何防范领导干部从高处跌落，实在有必要持续而坚韧地“探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