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贪官家族何以敛财20亿? | |||
煤炭资讯网 | 2010-6-17 15:06:53一事一议 | ||
本届世界杯首轮小组赛总体很功利,乏善可陈。亮点有二:一是东亚球队集体雄起挤兑了破鼓万人锤的中国队;二是西班牙输给瑞士,爆出最大冷门。
但这都不是俺愿意接受的现实。因此决定冒着博客没人看的危险,将视线暂时离开。
世界杯掩盖了太多新闻。
比如新中国最富的贪官家族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浮出水面。真是巾帼不让须眉。这个创纪录的人物是个女市长,叫李启红,来自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中山市,保守估计,她的家族拥有的财富超过20亿。这个数字会使受贿近两亿、被判死缓的中石化前掌门人很羞愧,等待枪毙的重庆前司法局长文强会为自家鱼塘仅仅挖出2000万现金无地自容,乱写香艳日记的韩峰局长因为几十万黑金被抓更让人多了几分同情。
由于成功打破全国纪录,已被双规的56岁女市长便具有了标本意义。
媒体披露,她出生于中山县石岐镇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小学文化,根正苗红。加上幼年积极投身文革,且声音非常好听,皮肤极好,受到南下干部青睐,后顺利踏入仕途。
改革开放以后的1983年12月,中山获准撤县改市。次年李启红升任烟墩区党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1988年1月,中山市升格为地级市,1990年至1997年,李启红从中山市妇联副主席做到主席。此后,李启红一直在中山市委、市政府担任领导职务,没有交流到其他地级市,也没有过下乡挂职——李启红先后担任中山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以及中山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代市长等职务。2007年1月,李启红担任中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到达权力顶峰。
由于是本土干部,李启红便有了编织巨大关系网,形成巨大家族势力的可能。
她带领家族发家的主要途径有二:首先是在缺少公开和监管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利用手中权力在融资上市的过程中通过内幕交易谋求巨额利益。“中山公用”是中山市最大的国有上市企业,主要提供城市供水与污水处理的一体化环保服务,公司成立于1992年,1997年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交易。2007年1月,李启红任中山市市长,上任后在资本市场上烧的第一把火就是重组中山公用。2007年7月4日,中山公用因资产重组停牌,到8月20日复牌时,连续一字形封死14个涨停板,股价短期涨幅高达300%。知悉交易内幕的人,在此过程中轻松一夜暴富。分析家认为,李最大的可能是将交易信息透露给亲朋好友,并曲线牟利。这件事也成为李启红被中纪委“双规”的导火索。
挣得第一桶金的李市长家族并不甘于就此收手。李启红的家族,有多人从事房地产业并雄踞一方,这在中山市已是公开的秘密。媒体披露,中山丽景湾房地产公司在中山起步很晚,但发展极快,并自称“只为中山高管建房子”,专注于豪宅开发。
2010年1月17日,中山丽景湾房地产与中山市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举行企业10周年庆典。仪式上,双方负责人互授最佳合作伙伴奖,并决定将在建筑和房地产领域进行更全面的战略合作。而“中山五建”现为“丽景湾地产”第二大股东,其出资222.5万元持有25%股份。而“中山五建”共有4名股东,分别为林永安、李启明、林永灿、林元明。林永安是李启红的丈夫,李启明是李启红的弟弟,林永灿是林永安的弟弟,林元明与他们亦有亲戚关系。
“中山五建”是一个只有房屋建筑三级资质的私企。当地建筑市场人士称,李启红家族成员通常不会公开参与招投标,但当地多个工程和房产项目背后都有林、李二人运作的身影。
这极易让人联想到许多地方政府置中央经济结构调整、实业兴国的忠告于不顾,而始终热衷于土地经济,大搞房地产开发,仅仅由于中央地方由于分税制改革带啦的事权、财权问题吗?也许背后的权力寻租是更大诱因。
由于在一些地区行业,权力运行不公开,权力缺少有效监管和社会监督,便给李启红家族假借推动改革、发展地方经济为名中饱私囊打开方便之门,形成权钱交易的经济黑社会,终演变成权贵资本主义的杰出代表。
更深层次的是,李启红的腐化堕落暴露了转型社会吏治的严重缺陷。按照党政干部任职回避的规定,担任县市主要领导的,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任职。但李启红却成为了这一耐人寻味的例外。为了弥补学历的缺憾,像不少领导干部那样,李启红轻易获得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没读博士对于一个地方主要领导来说都算低调。但从她各种场合的讲话来看,只要不是秘书起草的讲稿,就语无伦次,经常不知所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9年,李启红获选“中国十大品牌市长”。这正是其整个家族最疯狂的敛财期,距李被双规仅一年时间。
联想到2009年以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政府主导了整个经济振兴进程,铁公机加房地产成为地方GDP的救世主,公权力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加剧,权力寻租行为暗流涌动,国进民退竟成风潮,民营企业呼唤国民待遇的呼声日益炽烈,让很多人对市场经济的进程深表忧虑。
最后,录下吴敬琏先生的一段话:在行政权力主导下,一个国家虽然也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取得某种程度的经济成就,但终究会因为法治不行而落入坏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至少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政策的随意性增大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导致经济活动缺乏效率;第二,政府官员的行为缺乏规范和约束,导致权力的滥用、腐败和社会不公;第三,公民的基本权益缺乏保障,公民缺乏安全感和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使经济缺乏长期的活力。
李启红家族再度鸣响了足以引起全社会深思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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