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被落马的山西蒲县煤炭局原书记郝鹏俊在法庭上检举索贿五千万元，山西蒲县县委书记乔建军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头浪尖。对此，山西省监察厅、临汾市检察院调查结论是：“乔建军索贿5000万元为无中生有，纯属诬告”。(《21世纪经济报道》6月10日)

　　“县委书记索贿5000万”究竟是否属实。面对当地官方“纯属诬告”的调查结论和当事人的辩驳澄清，我们不妨姑妄听之。

　　但接下来让人难以释怀的一个疑问又是：即便真相确系“诬告”，为何此事在舆论当中还是显得那么“有市场”——— 会让公众普遍觉得可信呢？郝鹏俊法庭上的一句检举，便能将乔建军“推上了舆论的风头浪尖”，形成轩然大波——— 这样一个事实和社会舆情本身，难道不更值得我们深思警醒吗？据悉，当地政府判断：郝鹏俊举报一事早有策划，“其用意是掀起一个舆论的高潮，希望能够为二审施加压力，减轻对其处罚”。显然，在某种程度上，郝鹏俊确实达到了其目的———“舆论高潮”的确已经产生。

　　追根溯源，不难发现，郝鹏俊之所以能凭一句“索贿”检举便制造出“舆论高潮”，在于该案件背后存在着这样两个不争的普遍现实。

　　其一，官煤勾结、官商一体———商为官输送利益，官为商提供保护伞现象，大量广泛存在的现实。在这方面，郝鹏俊事实上就是一个典型。多年来，此人亦官亦商，身兼煤炭局长和矿老板的双重身份，一面通过煤矿聚敛3亿多非法财产，一面又在官场上“手眼通天”———“落马前遭遇的多次违规检查，均被他平安躲过”。而郝鹏俊之外，类似的“官煤勾结”可谓不胜枚举。这种大背景下，郝鹏俊5000万贿赂一个县委书记，无疑算不上什么不可信的稀罕事儿。

　　其二，官员财产能见度、透明度差，社会难以充分知情、有效监督的现实。在“官员财产公开制度”阙如的背景下，一个煤炭大县的县委书记即便当真索贿几千万，实际上也不会有什么财产安全上的后顾之忧。

　　就此而言，“县委书记索贿5000万”是否属“诬告”，并不重要，事实上也不是舆论真正关注的要害。而重点和要害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制度化地澄清“诬告”背后人们“宁可信其有”的种种无奈现实？比如，从制度源头彻底斩断官煤勾结的生存土壤、利益链条的能力，将官员财产彻底置于社会监督的阳光之下的能力。如果能，那么郝鹏俊肯定掀不起“舆论高潮”、公众更不会轻信，而如果不能，那么即便官方得出“诬告”结论，恐怕也不会产生多大的说服力、真正取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