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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书记最近有点烦 | |||
| 煤炭资讯网 | 2010-5-3 17:13:45 一事一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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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关县委书记的新闻接连出了好几个，“县委书记有点烦”。
一个是“发言门”。 县政协委员、县委办副主任胡佐军在双牌县政协会上的发言，惹怒了湖南省双牌县委书记郑柏顺，被认为“有政治野心，目无组织纪律，个人英雄主义膨胀”，发言材料被追回，县委办副主任职务被停止并作出深刻检讨。 再一个是“飞机门”。 一架退役老式歼6歼击机，被摆放在河北高邑县一条丁字路口的正中位置，围绕它还修了个小型花园，把大马路堵死，被堵的道路正对县委大院。当地网民说，被堵死的丁字路口是县委书记崔欣元迷信风水的结果，飞机寓意升官发财。 还有一个是“下跪门”。大连市庄河市海洋村和龙王庙村上千名村民到庄河市政府集体上访，反映刘庆连等村委会领导在集资、填海工程和卖地卖海过程中存在的严重腐败问题，以及村民的补偿问题。上千村民在市政府门前下跪请愿，可是市长等领导避而不见。 虽然这几位“门”事件的主角最后都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肃处理，但从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不可小看。 中国历来就有“郡县治 天下治”之说，这一自中国建立郡县制度以来治国理政的金科玉律，深刻揭示了“县令”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无论古今，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县级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两千多年来，县政一直是中国政权架构中最重要的单元。作为国家行政体制中最基本的行政单元，离基层最近的政权。中央政府的各种政策，都需要在县一级来落实，，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他们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所以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县令的任命、考核、监督、惩罚。康熙就曾提拔一个县令为三品。 古代有一句俗语，叫做：“破家的县令”，说明县令这类“父母官”权力之大，对草民具有极大的伤害能力。但和今日县委书记相比，县令只是小巫见大巫，他们手中掌握的公器资源量和运用权力的自由度远不如今日的书记。中国古代长期是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县令司牧一方，其司牧二字可看出其有无为而治的一面，作为亲民之官，管理的事务十分实在而且有限。无非是赋税征收、劳役差派、讼狱治安以及一些公益事业。古代中国县以下是乡土自治，以宗族为核心的民间自治力量很强大，县令只要保境安民，替朝廷如数收税就行了，至于老百姓自己怎样生产、生活，没必要太多过问。 当今的县委书记在其管辖县区，可谓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除了当地的驻军他管不了，其他还有什么事他不能管，不想管的？人事任免、行政事务、司法活动，乃至人代会这样的民意机构，都归他的领导。由于现在的经济水平远非古代农业社会可比，国有企业的投资、运行，民营企业的存活发展、重大公共项目建设改造，县委书记无不直接插手。今日中国经济繁华远非古代可比，县委书记手中的权力也远非明清的县令可比，那么其以权谋私的空间自然比古代的同级官员大得多。 县委书记手中最重要的权力是人事任命权。古代县令，包括更高一级的知府、巡抚、总督，都统由皇帝任命，在辖区内没有自由的人事权。其管辖的僚属，都是由朝廷任命的，他可以参劾、保举而不能直接任命或罢免。而今的县委书记对低一层次的官员，如乡镇一级及本县所属各部委办局的官员几乎有绝对的任免权，甚至自己同层级的其他官员，包括各常委、政府的正副职、法院检察院院长，虽然由上级组织部门考核，但该层级的党委一把手个人的意见相当重要。官员的权力之大，引得人们对官员之位的馋涎欲滴，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买官、卖官之风的兴盛。所以“千万县令”时有出现。 县级政权的完备性决定了县委书记地位和作用的敏感性，它是一把双刃剑。好的县委书记造福一方，不良县委书记“一把手”成了“一霸手”，为害一方。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勤政为民，成为后来者的光辉典范；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利用对政法机关的控制权，悍然派出警察抓捕行使舆论监督权的媒体记者，让人们看到县委书记权力失控的可怕；贵州“瓮安事件”中县委书记的失职，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也恰恰说明对县委书记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有专家认为，按现行体制，县委书记“集权程度”过高，高度集权的体制为县委书记提供了腐败的空间，后果就是县委书记成了县上的土皇帝，在其所辖范围内，找不到可以制约他的力量。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一把手的堕落会直接导致整个政治生态系统的恶化。 “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这是对县委书记监督的现实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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