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鹏俊案乃山西“煤焦界反腐第一大案”，其中隐秘的黑金逻辑，刺激、复杂而充满玄机。不过，最令人瞠目的，我认为不是北京的那35套房子或天价罚单，而是郝鹏俊的最后陈述:“县委书记向我狮子大开口……问我要5000万元！时间是9月18日……”却被法官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打断。

郝鹏俊的陈述，给我们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他要么是困兽犹斗使出的杀手锏，要么疯了乱咬，扰乱法官视线，故意给人添乱添堵，反正不是真就是假。但无论真假，他对县委书记充满愤恨是肯定的。冤有头债有主，他今日落得倾家荡产，有检察院的介入，有纪检的调查，税务部门、公安部门的积极配合，有亲朋好友的致命证词，这些人都对他有落井下石之“恨”，为什么偏偏县委书记成了他“兔子急了乱咬人”的那个“人”?

问题的玄妙就在这里。

法律是公平公正的，办案一切以法律为准绳，不因人而异，不因时而动，这是我们对法律最基本的认识，身为党培养多年的郝局长当然也知道。但从郝的发迹史来看，这样的准绳却很难发现。

从一个官员到一个煤老板，从小打小闹到日进斗金，郝鹏俊“坐大”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他个人财富的急遽膨胀，从一开始就埋有“病灶”，比如，偷税和非法买卖爆炸物品。现查明，2008年1月，他的煤矿申请批供炸药2吨，雷管4400枚，但实际购买炸药43吨，雷管10万枚；而在2003-2008年间，他偷逃税款达1871万元。

据我对矿业暴利的了解，如果哪个矿主不偷逃税，不偷着多批炸药甚至买“黑”炸药，就基本不存在“一夜暴富”这个词。多数税务部门都不是以实际产量给煤矿定税，因为这是很难测定的，于是税务部门就选择以公安批准购买的炸药数量来核定产量，再据此收税。如果矿主私买炸药，税务部门一般无法监管。因此，一个日进斗金的煤矿交的税是远远不够的。

可以说，偷税和非法买卖爆炸物品是煤老板暴富必不可少的原罪，报道也说，“逃税在当地其实非常普遍”，“郝鹏俊的矿曾经有四次因偷税被税务机关行政处罚，但也一直平安无事。”

为什么平安无事，就是因为这些都是容易摆平的，特别是对于煤炭局长而言。

但摆得再平，“逃税”、非法买卖爆炸物品再普遍，并不等于说法律的准绳不在。对郝鹏俊来说，其实，这准绳一直在，而且就套在他的脖子上，只是没人勒紧那根绳子，他似乎也忘了绳子的存在。

郝鹏俊被打断的法庭陈述是这样开头的:“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事出有因……县委书记……”可能说的就是那根“绳子”。

郝鹏俊栽得一点不冤，只是有些不服。他不服的不是法律，而是某些权力，他不服的是“权力选择性假寐”。“假寐”不是真睡着了，只是不睁眼，哪一天权力想睁眼看看了，一下子就抓住你的“七寸”，甚至能明察秋毫，就看你乖不乖，就看你识不识时务了。

总之，他不服的是“看人下菜碟”的选择性执法。

在2005年山西临汾清理国家干部煤矿入股行动中，与郝鹏俊一起退股的浦县干部，至少有18人，包括蒲县现任的一些干部，他们真的都从煤矿撤出官股了，还是跟郝一样，只是找了个“影子法人”顶替却实际控股？

还有，为什么如此复杂、涉案金额巨大、涉及罪名众多的案子为何不由中级法院管辖而由浦县法院审理，是不是“事出有因”？

单就此案而言，20年徒刑，罚个倾家荡产，是迟到的公正，但是不是体现了法治精神，则很难说。如果此案真的“事出有因”，某种意义上，它树立的不是法律的权威，而是个人的权威，某种特权的权威，是对公平公正的玩弄和践踏。

“书记要我5000万”可能和判决无关，但和此案的公正有关，和每个关心此案背景的读者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