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芙蓉姐姐”的青出于蓝的接班人，一年来急速窜红的“凤姐”不是靠“身体”，而是靠“头脑”征服潮流瞬息万变的中国互联网的。站在一个社会观察者的角度，我认为，相比“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之类纯粹无厘头式的“后现代恶搞”，网上的“凤姐现象”含义丰富、脉络清晰，它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整体病症。

惜时（字）如金的商业化电视（报纸）之所以慷慨大方地给予凤姐这么大的表演平台，是因为具有购买力的观众（我们）能够从凤姐身上获得许多廉价的快感；而我们之所以能从凤姐那里得到快乐，是因为她经常能够让我们产生某种深切的共鸣。透过这面哈哈镜，我们发现我们每个现代人身上其实都有一个“凤姐”。

“现代”与“古代”的最大分歧在于它对“进步”的信仰。现在比过去好、未来将比现在更好，几乎是每一条现代人根深蒂固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又深深奠基于另一个似乎是不证自明的认识之上：现代人比古代人掌握了更多真理和智慧，因而能够比古代人更好地处理与自然的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直至面对我们人类自身。

愚昧的古人完全没有这种对进步的乐观，相反，他们总是固执地认定“世风”是“日下”的。就拿古代中国来说，全部的儒家教育都告诉人们，理想社会不在遥远的未来，而在遥远的上古，即所谓“三代”；远古的圣人们（尧、舜、文王、周公和孔、孟）曾经发现并掌握过真理，但后人却不幸遗忘了。因此，一代一代以天下为己任的贤达士大夫的不懈理想就是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古代真理和知识，并最终恢复古代的理想社会。

当我们因为凤姐竟然自称“智商前300年后、300年无人能及”而嘲笑她“变态自恋”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真的认为我们现代人及不上古人，我们的真实意思是：现代人对过去（其他）的人要谦虚。谦虚在这里仅仅是一种教养，一种态度上的礼貌而已。我们不是一直在说自己生活在一个亘古未有的伟大盛世吗？别说300年前的康乾时代不在我们眼里，就是1300年前的“大唐盛世”，与我们的时代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我们何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据说是因为我们“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而且又加上了自己的独立创见。凤姐说了，她“9岁起博览群书，20岁达到顶峰……”当然，我们毕竟不像凤姐那么狂妄，我们一般都会“谦虚”地表示，古人虽然不如我们现代人，但他们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不过凤姐其实也替我们说出了心里话：“人家都说我像鲁迅”，虽然“我觉得鲁迅的文章可读性和丰富性都比我差一些。”另外，凤姐也坦率地承认了，尽管爱因斯坦“宏观上不如我”，但他还是有可取之处，“我不能发明电灯。”

古代人根本就没有什么谦虚与自大的问题，因为他们真心实意地将自己放在低一等的“学生”位置上。古人知道，巨人的肩膀不是那么容易站上去的，那需要朝圣般的艰辛跋涉。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很成功地站上了巨人（像爱因斯坦那样“发明了电灯”的巨人）的肩膀，可能是因为我们比“闭塞”的古人懂的东西要多。这得拜托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大众传媒，它让我们产生了见识广博的自我感觉。就像凤姐说的：“我现在经常看的都是人文社会的书，如《知音》、《故事会》……”当看到人们为这句雷人的话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我每每想要反问：读过几本《谁动了我的奶酪》或《杜拉拉升职记》的我们，有什么资格五十步笑百步？

的确，我们现代人比古人懂的东西要多得多。可是我隐隐觉得，在对各自所懂得的几乎每一件事情的理解方面，我们都要比古人肤浅和狭隘得多。这就好比人们通常把吃得多的人叫做“大胃王”，而不是美食鉴赏家。

罗玉凤的母亲大概算不上一个聪明的现代人，她在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对女儿的“这个事情”实在不理解，“她之前没有受过啥刺激，咋就变成这样了呢？”罗母对那些传说中的“包装炒作”毫无兴趣，相反，她现在一方面为女儿的出名觉得丢人现眼，另一方面又发自母爱地“十分担心她”。

罗母的这种态度是一种对人之常情的盲从，因为历来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她没有什么“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她也并不以自己没有它为耻。确实，真正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美好的东西，但它是人世间罕有的珍稀之物，绝不是读了一两本《品三国》或看了几期电视上的“头脑风暴”节目就能够获得的。

写于2010年5月12日，发表于2010年5月17日《成都商报》我的个人专栏，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