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化州新安镇梅子坑村因与邻村发生耕地纠纷，引发冲突，梅子坑有6村民被以故意伤害罪刑拘。日前，近百村民在化州市政府门前长跪，一个小时没人理会，被指“在这里下跪也没有用”。7个披着“冤”字白衣的村民跪在最前面，当时天正下着雨，场面异常悲惨。（5月18日《南方农村报》）

本以为庄河市的千人下跪，跪掉了一个“冷血市长”孙明，今后民众想见市长会容易点，哪知仍然如此。看了整篇报道，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是，现代社会民众想见一面市长，为何会如此困难？即使古代衙门，民众击鼓三通，官老爷也得升堂办案。何况是被称为人民公仆的现代官员？

公权力的傲慢，在今天已成社会常态，于是民众下跪“抗议”，也屡成社会热点。前几天还发生了湖北公安县数百名教师集体下跪县政府的事件，看到这一幕幕让人心酸的图片，我想任何有良知的人，也会如鲠在喉。民众如今可能也只有下跪的自由了，这是他们真实的处境。这种下跪背后的潜台词是，我承认你权力的强大，但期望你迫于道德或舆论压力，能倾听一下弱者的声音。有人把下跪称为弱者的“武器”，只是这种亮出武器的方式过于屈辱。

甘地曾把绝食看作是非暴力反抗的最后手段，我想中国民众的“集体下跪”，也算是非暴力反抗的新手段。它比绝食对自身伤害要小，但比绝食更为屈辱。甘地把非暴力看作是一个教育公众的过程，让它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直到民众自己最终变得不可战胜。如今我从这种带有传染性的“集体下跪”，似乎也隐约地看到了这种力量。

民众通过公开自己的诉求，唤起地方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与决断，本来就是现代社会实现治理的方式。民众正是用这种方式参与到公共事务中的。他们通过对自己负责，达成对组织和国家的负责。这种参与热情，理应受到保护，地方官员也理应做到与之呼应。当诉求能在公共空间得以声张时，民众才可能实现与政府和社会的互动。从这种互动中，民众感受到的也是社会机制在向积极方向转变。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些地方官员已丧失了与公民对话的能力。由于官员常年身在官场，使民众与政府的交流机制名存实亡。很多官员一看到民众要求对话，首先感到的是紧张与恐惧。他们根本不把坐到谈判桌边，协商解决问题看作是社会治理的方式。民众迫不得已发明了“集体下跪”这种屈辱的抗争方式。很显然，“集体下跪”也是眼下最安全的一种抗议方式。至少不会像游行示威那样，以暴力抗法的名义被投入监狱。然而，即便民众在雨中以屈辱的方式集体下跪，这些地方官员也还是冷眼旁观，毫不体恤民众艰难。

“集体下跪”虽然屈辱，但仍然是一种社会抗争。在民主社会里，社会抗争从来就是民众常态的政治参与形式。在非民主和民主社会之间，没有一个刻板的边界，而是一个民主形态不断递增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抗争对民主化的推动作用尤显重要。它是在革命暴力和议会政治之外，达成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一种更为平和的方式。公民与政府关系的变化，也主要是由抗争政治来调整的。

就转型期的今日中国而言，现在需要的是对非暴力的社会抗争事件建立常态的制度认同，使民众因社会不公引发的各种矛盾，能被正常化解在社会机制中。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不总是摇摆在暴力潜伏或爆发的两极之间，才能迫使地方政府建立高水平的协商机制，通过社会抗争机制的反复作用和磨合，社会才可能地步入民主法制化的轨道。

　　必须认识到，每一次社会抗争事件，哪怕是屈辱的“集体下跪”，也是社会向民主转型的一次努力。只有让抗争政治常态化了，公民的民主与自治意识才会日趋成熟。不能把社会抗争和社会稳定对立起来，而是要和保护民众权益统一起来，重新调整和界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重新审视政府治理的原则和动机，真正实现和社会各类群体、组织的良性互动，这样才能达成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一旦民众形成了普遍的制度认同，也就意味着社会自治机制初具雏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