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贤明 学者

当前我国对粮食有最低价格保护，但对大蒜等一般的经济作物还没有相应的保护价。这是大蒜价格过山车般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去年底以来，“疯狂的大蒜”和飙升的房价一样，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媒体报道称，“炒蒜”热潮已造就了不少千万富翁。国家发改委近日派出多个调查组，深入大蒜等农产品主产区和主销区了解相关情况。

在蒜价上涨的过程中，受损者是一般的市民，但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似乎也没分享到更多红利。市场流通环节获得了大蒜价格上涨的大部分收益。为此，很多人谴责“炒蒜者”获得暴利。

从猪肉到大蒜，农产品涨价，农民收益过少的问题反复出现。这就需要我们深思，第一，为什么农民不能分享到价格上涨的红利；第二，为什么利润主要停留在流通环节？客观地说，除了一些不法商人外，流通环节的经营者也付出相应的劳动，承担了相应的风险，道德上的谴责并不能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因此真正要解决的是，如何协助农民降低市场风险，提高农民分享价格上涨能力、有效促进农民增收能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使农民真正分享价格上涨好处的一个基本做法。市场流通者，无论是批发商还是零售商，都是基于对未来的预期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农民与流通商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信息的不对称。流通商掌握的信息使他们能够前瞻性地预测价格走势。在这方面，个体农民处于弱势状态。因此，加快农民合作组织的组织化程度，在更大范围内分享个体农民零散的价格信息，可以打破流通商在这方面的优势，进而提高农民的整体议价能力。应当说，这些年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比较快，但数量相对较少、覆盖面低、加入组织的农户占村民总户数比例小，与市场发展的趋势相比还明显滞后。

市场的波动，在某些情况下是无理性的，超出供求关系的范畴。对于这样的非理性波动，政府的监管就非常重要。在价格非理性下跌中，政府有义务实施对农产品的保护。当前我国对粮食有最低价格保护，但对大蒜等一般的经济作物还没有相应的保护价。这是大蒜价格过山车般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政府有必要对非理性下跌的农产品实施保护价收购。对于价格非理性上涨，政府也需要加强市场监督，打击某些商贩造谣、囤积、哄抬农产品价格的行为；同时也防止价格暴涨对第二年农产品生产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轮大蒜价格波动中，应当说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职能基本上是缺失的。

农产品价格上涨总体上对农民是有利的，但过快上涨的话，农民无法分享价格上涨的红利。要提高农民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关键在于加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而要全面组织起农民来，一些基础性的制度变迁就不可或缺。例如，承认并保护农民合法的土地财产权，加大农村土地流转的力度，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