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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不欢迎正人君子?

煤炭资讯网 2010-5-15 5:17:44一事一议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道家讲“道”,儒家也讲“道”。说来说去,就把这个“道”说玄了,就有了许多种含义,许多种解释。现代学者有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即将儒家的“道”,理解成“理”或“真理”。著名学者李零先生对“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解释就是:“死心踏地做学问,死心踏地追求真理。”(《丧家狗——我读〈论语〉》171页,李零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说的还是“道”,以“道”为标准,明确士人是否应该选择“出仕”,是否应该与权力合作。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仍然引用李零先生的解释:“孔子认为,薪水和地位是好东西,问题是什么情况下该出来当官,什么情况下不该出来当官。他认为,邦有道,该出来当官,拿政府的钱,不然,很可耻;邦无道,应该躲在家里,保全性命,不然,很可耻。”(引文同上)

孟子继续阐发孔子关于“士”与“道”合一的理想,进一步提出了士人的修养原则:

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现在已经成了广为人知的名言,只是不知道人们是否还能从这句话里感受到那种超越权势、富贵的理想化意味,是否还能达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行为准则?

在评价中国圣贤文化的时候,顾颉刚先生曾说:“我们平心而论,圣贤们所想像的世界并非不好,只是不适合于人性,不能实行。”(《顾颉刚经典文存》96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之所以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表现出的洒脱是理想化的,是因为:“穷”,实在是很难“独善其身”的。正如孟子自己所讲的:“无恒产者无恒心”,自武士蜕化成文士之后,除了出仕做官和给做官的人当幕僚,百无一用是书生。

士人的希望是与统治者签署一个关于行为规范的君子协定。先秦的君主王侯还多少有些君子之风,“道理”勉强还说得通。可越是到了后世,掌握政权的人越野蛮,结果就成了士人以贵族精神与流氓地痞订规则、谈价码、讲条件,士人约束了自己,却无法约束最高权力。

皇权专制对于士人气节与精神的伤害是致命的,所以自孔子开始,中国的正统儒士们一直试图用自己的“道统”限制皇权的“政统”,结果自然是一次次的失败。

这也就是说,儒家道统对皇家政统的“规范”是没有实际约束力的。所以,为了推行道统与政统合一的王道,孔子是四处游说,积极出仕的,结果是处处碰壁。

最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孔子也想远离政坛,不和权贵们玩了。儒家宗主孔子的仕途都如此失意,如此坎坷,他那些后世继承者们的遭遇便可想而知了。其实,孔子本人曲曲折折的出仕从政经历,就已经证明了儒家那套“道统”是难以制约权力的,也是在官场中难以实行的。中国的官场,从它开始形成的那起,就不欢迎“正人君子”。

继孔子四处碰壁之后,董仲舒又想出了“奉天以制皇权”的办法,想拿老天爷吓唬皇上:

国家将有失道之伤败,乃天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

就董仲舒这种天人感应的“灾异论”,费孝通先生评价说:“于是在汉之后,每一次皇权的动摇,农民暴动都得借符瑞来取信于民。……灾异论成了改统的根据,但没有改变皇权的性质。”(《皇权与绅权》35页,吴晗、费孝通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与董仲舒处于同一时代的还有另一位重要的儒者——公孙弘。按照儒家的传统,士人理所当然地具有维持道统的责任,不能投机。但是曾做过狱吏,又以卒伍身分致显朝廷,封为列侯,做到宰相的公孙弘却不这么看。他看到是出卖道统,屈服于皇权的投机利益。公孙弘这种曲学阿世,欺下媚上的“做官”、“事上”之道,《汉书·公孙弘传》写得十分逼真。

关于欺下,他主张像驯服禽兽那样去统治人民:

夫虎豹马牛禽兽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驯服习之,至可牵持驾服,唯人之从。

关于媚上,他又是这样做的:

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

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

费孝通先生认为公孙弘首开 “不讲原则,揣摩上意,不守信用,出卖朋友,沽名钓誉,阴结私党”的官僚风气。而“从公孙弘所开创的官僚路线上,孔子所维持的道统,已不复成为王道天下的规范而成了歌功颂德支持皇权的饰词了。”

儒家的“道”,既不是宗教,也不是法律,它上不能制约皇权,下不能惩治官僚,在与现实权力的持续冲突中,其原始精神必然会不断流失。因此,从慷慨高歌维护道义的勇士,到与虎谋皮宣扬王道的“帝王师”,再到屈服于皇权的帮闲和帮凶,便成了中国士人早就注定的命运。随着皇权专制的不断加强,士人贵族精神的不断沦落,趋炎附势逐渐成为他们这个精英群体的主流取向。从此,士人与权贵的关系也就真的成了毛与皮的关系,他们只是附在“皮”上的那层“毛”。而“孔家店”成为愚民专制思想的大本营,“卫道士”或“伪道学”成为虚伪骄饰之徒的代名词则反映了历史的吊诡。(未完待续)



作者:杨黎光 编 辑: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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