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访四省市决策者：山西省长王君自称如履薄冰 | |||
| 煤炭资讯网 | 2010-4-8 19:07:26领导访谈 | ||
省长们的多项选择 在过去的一年，区域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亮点，2009年至今，国务院先后批复了13个区域振兴规划。数量几乎是过去四五年的总和，出台速度之快也前所未有。有关专家指出，今年区域振兴规划仍将持续出台，继续为经济发展出力。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继续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全国两会期间，区域振兴规划成为代表们关注的热点话题。 山东、重庆、广东、山西，四个省市遍布中国东、西、南、北部。两会期间，《小康》记者采访到了这四个省市的决策者，对于未来，他们有许多美好的愿景。山东省长姜大明相信，蓝色经济区的建设会使山东半岛最发达的地方进一步率先发展，走上一个更高的水平；重庆市长黄奇帆期冀，未来10年，关中平原和成渝地区的联系会日益紧密，最终形成一个三角经济区。 但他们和他们主政的地区又都面临着亟需破解的难题。长期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以及依靠物质投入、外延扩张的发展模式，在不知不觉中已成为广东继续快跑的“绊脚石”；而山西省长王君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年半之后还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很难睡得着。” 有专家表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同时也造成区域不均衡现状，国家希望通过政府引导手段矫正这一格局，新的发展方式正跃跃欲试。 然而，未来30年，要矫正不均衡的区域格局，走出一条各地争雄、百花齐放的发展道路。现在亟需的，除了破题，还是破题。 广东省长黄华华：三道难题 三重信心 文|本刊记者 胡晓生 3月6日上午，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在北京驻地举行的记者会上毫不讳言广东省目前存在的三个“难以为继”， 即：长期过度依赖国际贸易、海外市场的发展模式在金融海啸之后已“难以为继”；产业层次低、含金量不高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主要依靠物质、资源、劳动力的投入，而技术投入极少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三道难题 三个“难以为继”影响了广东的发展，摆在黄华华面前的困难不少，他提到了三点。 一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非常脆弱，风险尚未消除。国际间贸易摩擦加大，对于广东这样外贸依存度高达113%，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占整个出口总额40%的省份而言，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给广东带来的伤害首当其冲。国际上的不确定因素对广东外经贸而言是个最大的难题。 二是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解决的难度很大。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这与广东省从农业大省发展而来的历史原因有关。发展方式是粗放的，产业层次低，含金量低，资源制约大，目前已经无地可用，必威手机登陆在线网页 也主要依靠外地。”在黄华华看来，社会事业发展落后等也都是制约广东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是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形势带来的新问题与新困难，如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新的难题层出不穷。 对于这些难题，黄华华表示，必须用积极的态度去应对。 危机迫使我们转变 广东因其外向型经济的特点，是遭受经济危机冲击的最前沿地带，尽管困难重重，广东省在2009年GDP增长却达到9.5%，超出8%的目标。取得这样的成绩，黄华华感慨万千。 “金融危机给广东带来了一次冲击，更重要的是对广东经济发展方式的一次冲击。这次冲击让我们认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让我们自觉地把保增长和调结构结合起来。”黄华华认为，去年广东省的GDP增长很快，也是调整结构的必然结果。 对于今年的发展目标，黄华华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成败的关键，也是能否完成今年9%的增长任务的关键。他透露，未来广东将重点突出四方面工作，解决难题的措施包括：突出投资、出口、消费的协同拉动，特别要把重点放在消费上；突出结构调整，在双转移上多下工夫；突出自主创新；突出改善民生。 有信心今年GDP增长9% 对于今年计划GDP增长9%的预期目标，黄华华比较乐观。 黄华华的信心来源于三个方面。 从发展环境看，国内外经济形势好于去年。国际形势回暖回升，国内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了宏观调控“一揽子”计划的连续性，这些都成为帮助广东度过难关，完成目标的坚实后盾。 从广东的自身条件看，现在处于加快发展阶段，加快结构调整的整体水平在不断提高。去年企业经受住了危机的考验，其他发展能力得到了加强回升的趋势，更加巩固。在黄华华看来，这一条最为重要。 从发展机遇看，亚运会、残运会、深圳大运会等诸多赛事，都给广东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 “有利条件很多，这些都有助于完成今年GDP增长9%的目标，也有助于提升我们的信心。”黄华华表示。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广东成败的关键，也是广东能否完成今年GDP增长9%的任务的关键 重庆市长黄奇帆：未来10年倾力打造“西三角” 文︱本刊记者 鄂璠 “一般来说大家只谈城市化和工业化，但我们特别提出重庆发展的战略是城市化、工业化加城乡统筹一体化。”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用力地拍着《小康》记者的肩膀，掷地有声地说，“我们提的叫‘三化’，其中第三化——城乡统筹一体化，就是要化解过去大城市走过的老路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真正难的是城乡统筹和全面小康 3月4日晚，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夜，黄奇帆在重庆代表团驻地召开记者会，参加媒体逾60家，此前黄奇帆在接受《小康》杂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重庆将是中国经济第四极，重庆8.24万平方公里面积，3200万人口，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同在，大工业、大农业、大商业并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因此，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尤其具有根本意义。 今年是西部大开发十周年，重庆又是中国大陆版图的中心，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黄奇帆认为，西部大开发的10年，也是西部12省发展最快的10年，对于重庆来说，10年间最大的变化就是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从西部最落后发展成为西部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另外，重庆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改善了，经济结构也有所调整。 谈到未来10年重庆的发展目标，黄奇帆说：“要实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把重庆建成西部的增长极、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的直辖市和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前两个目标尽管要求很高，但是看得见，摸得着，我们有信心用10年把目标实现，重庆会发展得更好。真正难的是城乡统筹和全面小康，怎么让农民富起来、让农村发展起来，这些事要特别动脑筋。” 未来十年形成“西三角” 去年年初，黄奇帆在两会上提出“西三角”概念，即通过川、渝、陕三地的合作，倾力打造“西三角”经济圈。时隔一年，黄奇帆再次谈到“西三角”，他说，一个经济区的形成，主要不是靠行政批复，而是靠地区经济结构产生的强大凝聚力。 黄奇帆把重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问题，归结为经济拉动的模式问题，“常规地说，应该有投资拉动，有需求拉动，有出口拉动。我们过去70%～80%是投资拉动，还有一块是出口拉动，内需消费拉动很低，甚至是负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它不是一天、一个念头就能转过来的，这和一个地区的结构有关。” 目前，重庆的经济增长70%靠投资拉动，40%靠内需拉动，加在一起已经110%了，“那么出口拉动实际上是负的，就重庆而言，我们希望把它变成投资拉动占40%，消费拉动占40%或者50%，出口拉动能够占到10%甚至20%。” 在黄奇帆看来，当经济结构产生的强大凝聚力形成后，“西三角”经济圈便能自然形成， “重庆、成都和西安，以前因各种原因，特别是交通不便，联系不多。但近年来，随着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空事业的发展，彼此沟通的条件已大为改善。我相信，未来10年，关中平原和成渝地区联系会日益紧密，最终形成一个三角经济区。” 重庆不会走其他城市的老路，最重要的是第三化，城乡统筹一体化 山东省长姜大明：“黄河”先行，“蓝海”跟进 文｜本刊记者 张志 “今年我准备拿出三分之一的精力来抓好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开头起步工作。”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山东省省长姜大明对《小康》杂志记者说，“2010年，山东省要打好转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实施重点区域带动战略，特别是部署好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战略。” 2009年年底，国务院正式批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标志着黄河三角洲开发在国家战略层面上进入深入实施阶段。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黄河三角洲建设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小康》记者就此独家专访了姜大明。 《小康》：目前，对于黄河三角洲建设工作，山东省有何具体的规划？ 姜大明：《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围绕“三区一基地”的功能定位，对2015年、2020年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出了“两步走”的明确要求，并确定了14项主要指标。黄河三角洲6市、19县要围绕主要指标，以2008年为基数，按照规划提出的2015年、2020年的总体战略目标，逐项、逐年地核算，制定发展速度和发展目标。 今年，要把东营、滨州、潍坊、莱州四个临港产业园紧紧抓在手上，采取大动作，实现大突破，取得大成效。” 《小康》：去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山东调研时强调，“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培育海洋优势产业，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山东将如何抢占海洋产业发展制高点？ 姜大明：对于呼声响亮的蓝色经济区建设，我们正加快推进总体规划编制，并希望国家能够把它列入“十二五规划”，同时也上升为国家战略。山东将按照不等不靠，边推进规划编制边推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原则，加快启动一批具有重要支撑和引领作用的重大项目建设。 根据规划，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以沿海7市为前沿，以全省资源要素为依托，以海带陆、以陆促海、内外联动，努力建设我国海洋科技教育中心、海洋优势产业聚集区、海滨国际旅游目的地、宜居城市群和海洋生态示范区，形成连接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沟通黄河流域广大腹地、面向东北亚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增长极。 《小康》：一“黄”一“蓝”两个战略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姜大明：黄河三角洲开发主要涉及的是滨州、德州、东营等山东欠发达地区，因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可带动这些地区迅速发展。半岛蓝色经济区涉及的山东半岛是山东最发达的地区，这个地区率先发展能更好地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两个战略可以实现不同地区的协调发展，缩小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 《小康》：山东获得发展的持久动力何在？ 姜大明：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持久动力。2010年，山东把保障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扩内需的重要增长点，更加注重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来谋划发展，把公共资源配置更多地向民生领域倾斜，大力推进城乡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 2009年，中央出台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其中超过一半投向民生领域。山东紧紧抓住了这一机遇，全年财政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超过千亿元，各地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均增长25%以上，而2010年这方面的投入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大。
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一黄”先行后，“一蓝”快速跟进，蓝色经济区正扬帆起航。
山西省长王君的三道选择题 “您睡得还塌实吗？”一位记者好奇地向山西省长王君提问。 这是2010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的第二天，山西代表团“媒体开放日”，刚才还相当严肃的会场顿时响起一片笑声，山西代表团的官员们这时也都抬起头来看着王君，这个私人话题的答案勾起了所有人的兴趣。 “说实话有时候很难睡得着。”王君回答说，他看着坐在身旁的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两人交换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眼神，“说到晋官难当，其实来之前我和张书记也谈到过，不是晋官难当，实际上每一个职位，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岗位都不容易，都要付出心血和汗水。” 上任伊始，王君自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面对着一道选择题，三个选项——安全、经济、做官，择其一二？还是全选？这个问题不容他良久沉思。 第一题：安全过关？ 晋官难当，并非虚言。王君之前的两任山西省长，都因安全生产事故黯然去职。 “抓经济发展是政绩，抓安全生产也是政绩”，在2008年9月履新山西后，王君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安全”。做代省长的时候，无论大会还是小会，有机会他就一定要谈“安全生产”，即便是下基层调研，他也亲力亲为，细致到技术层面。2008年9月下旬，山西省政府连续召开五次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履新不到半个月，王君就拿出了一套安全督察方案。从9月27日起，山西开展为期一年的安全专项督察活动。 煤矿、安全，这些术语王君并不陌生。之前他曾在山西工作20多年，其职业履历一直与煤矿有关，从大同矿务局局长、党委副书记任上荣调北京，出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煤炭工业局副局长，此后又主政江西，先后担任江西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再至出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 但是，山西的现实很快给了这位新省长一个沉重的打击。 2009年2月20日，山西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大会，王君表态：“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并说：“今年是建国60周年，我们扎扎实实抓一年，年底我们一定要出成绩。”但两天之后，山西国有煤矿屯兰矿发生矿难，77人遇难。在电视上人们目睹了这位表态“不听哭声”的省长泪洒矿难现场。 一年之后，这位省长交出了答卷。 “2009年，山西的安全生产形势实现了明显好转。”王君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山西安全生产形势明显好转，下一步，我们的目标是努力实现稳定好转，进而实现根本好转。”王君颁着手指举了一系列数字：各类事故死亡人数减少1018人，下降27%；一次死亡10人以上事故起数下降50%，死亡人数下降72%；煤矿事故起数下降40%，死亡人数下降32%。” 会议中曾有人递条子给王君，请他讲讲山西如何才能遏制住事故多发的势头。他随即在回答《小康》记者的问题时解释说：“这个信息是不准确的。如果说2008年事故多发，那是准确的。如果现在讲事故多发，则是不准确的，现在已经不存在事故多发了。” 但显然，山西目前的安全状况仍未能令王君满意。他为山西的安全生产确定了“三个好转”的目标：“明显好转就是我们在过去的基础上已经遏制了重大事故多发的势头，并且事故总数和死亡人数大大下降，但不确定因素还很多，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把握性不大。如果实现了有把握做到重大事故完全可以控制，10人以上的事故几乎没有，我看就是稳定好转了。至于根本好转就更进一步，能够做到不会发生重大事故。” 面对《小康》记者提出的山西本届政府将会实现哪个目标的问题，王君委婉地回答说：“这个时间跨度多长还不好确定。我给大家提供一个素材，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是事故多发期。它的安全工作，由事故多发到根本好转经历了将近五十多年时间。” 第二题：煤改过山 “老板挣票子，百姓死儿子，政府当孝子，官员丢帽子。” 山西省煤炭厅的报告引述民间谚语来形容山西煤炭多小散低的发展格局所带来的死循环现象：“矿难一次次发生，矿工一批批牺牲，干部一茬茬倒下。” 从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的转型，是历任山西主政者都必须面对的命题，但是在2008年以前的煤炭行业火爆图景中，每一届政府的经济结构调整成效都不大。于是，在金融风暴给山西带来危机与转型契机的大背景之下，经济，成为了王君主政山西的又一命题。 煤改，便是山西转型绕不开的坎。2009年山西的煤炭整合强势推进，王君亲自出任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组长。山西矿井在一年内由2598处减少到1053处，办矿企业从2200多个减少到130个左右。 大刀阔斧的“煤改”一度引来激烈的反弹，一些浙江煤老板甚至把山西拉进“最危险”的黑名单中，有人把这称之为“国进民退”。但是山西官员一直保持缄默，两会期间，王君主动回应这一问题说：“关于这个问题，媒体上我也看到过，我也布置过政府有关部门了解这个情况。为这个事情，我也和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同志交流过。他说有人跟他反映这个问题，他也让人去了解了这个问题。”但是王君肯定地说：“目前煤炭部门掌握到的是没有具体谈到补偿工作方面的问题。” 不过，煤改给山西带来的另一直接影响就是：山西经济应声见底，成为去年以来中国唯一GDP增幅未达8%的省份。 不过，王君对此则有另外的解答。2009年山西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GDP增长8%左右的目标表述，2010年则去掉“左右”坚定“奔八”，王君透露说：“这个数字经过了省委省政府的反复研究，以及之前开展的大量调查研究工作，2009年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觉得完不成目标，所以加了‘左右’，为什么呢？就是像总理说的那样，在金融危机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我们希望能够以此来提升全省上下的信心，把工作开展下去。结果2009年全年实现生产总值7365.7亿元，比上年增长5.5%，我们回过头来总结，认为年初的测算还是正确的。” 对于2010年，王君表示：“年初对GDP增长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是可以达到10%。” 从5到10，这一巨大的起伏显现的是不同的结果。王君以煤为例说，“煤炭是山西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现在每月的煤炭产量过6000万吨，意味着年底7个亿到8个亿的收入。去年我们才1500万吨，现在两个月过去，可以看出来今年定10%没问题。” 第三题：强调两“干” 无论走到哪里，58岁的王君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在2009年山西省的两会上，即便是做完政府工作报告后数次擦汗的细节，媒体也不放过。两个小时的政府工作报告，最后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一段，王君表明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公仆理念。随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要做到严格要求自己、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官。”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的山西省开放日，记者们的焦点几乎还是集中在了上任不到200天的新省长王君身上，王君回答问题时不忘感谢记者对山西官员的理解。他说，从2008年9月14日到山西的第一天，再到2009年1月被选举为省长，“我深深地懂得这是一种责任。” 一年后的2010年全国两会，“您睡得还塌实吗？”再次听到关于“晋官难做”的发问，在全场的笑声中，王君也笑着说，他前一天还跟张宝顺书记提到，可能记者会提这个问题。 谈到这一年的工作体会，王君说了三遍“酸甜苦辣”，“这一年多的体会，可以用酸甜苦辣来概括，酸甜苦辣，如果人性化一点，就是酸……甜……苦……辣……”这四个字，也许能将一切道尽。“感到很欣慰的是，过去一年，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成绩，安全生产形势也实现了明显好转，山西的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最后，王君用两个“干”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要干事，还要干净，在群众中有个好形象。”话音落下，会场上掌声响起。 安全、经济、做官，王君面临的选择题是山西每一任省长都会遇到的难题，这位晋官如何做出最好的选择 洪虎：可持续比增长快更重要 文︱本刊记者 陈建华 “目前的这套核算体系不行！它的导向不正确，没有围绕着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来设计。”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吉林省省长洪虎谈到要转变政府考核体系的问题时，对《小康》杂志记者说，“相对于预期性指标，我认为考核政府应该更侧重于约束性指标。过去我们总习惯于用预期性指标排位，这个指标体系设计得就有问题。” 和政府“算计”投入产出比 洪虎提到的“预期性指标”，需要政府通过适时调整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综合运用财政、产业、投资等政策来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努力争取实现指标。而“约束性指标”需要政府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行政力量，以确保实现。 据洪虎介绍，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国民经济核算采用的是产生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MPS体系表现出明显的不足，于是，我国逐渐摸索、建立了一套适合结合市场经济，适合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这样才能推动我们转变发展方式，调整自己的结构。”洪虎认为，“但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指标还是要变，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4年前，在“50人经济论坛”演讲时，有专家表示，为了体现科学的发展观，考核地方政府指标分为两类，一类是预期性指标，从产出方面制定的GDP指标；一类是约束性指标，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制定的指标，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增长才是理想的增长。各个地区是否发展，关键在于是否落实这几个指标，如果仅仅是GDP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约束性的指标没有达标，仍然不合格。 洪虎也建议政府考核要更加偏向于约束性指标，“不仅仅看产出是多少，而要真正计较你的投入产出比。” GDP，质量比速度更重要 GDP是什么？有人曾如此比喻：一个男主人雇个女保姆，给她发工资，就增加了GDP，假如两个人结婚了，不发工资了，GDP就减少了；两口子自己喂养小孩的话，对GDP就没有贡献，两个人如果请月嫂、买奶粉，也就拉动了GDP。 在洪虎看来，对投入产出比“斤斤计较”是为了把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去。一年前，同样是在两会上，洪虎提交建议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重新确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他在建议中提出4万亿投资要注重经济效益，他还提到经济资源投入的产出是多元的，就业也是产出指标之一。 “我们现在为什么每年都要提出GDP增长8%？如果达不到这个速度，各方面的经济关系就会紧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就业困难。”今年两会期间，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洪虎再次就这个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目前GDP和就业的关系是怎样的呢？GDP增长了，带动的就业人数却越来越少了，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可持续发展这道题破解起来比其他国家更难。” 在洪虎看来。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来说才是最重要、最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不能代表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人们生活的幸福指数，GDP增长质量，恐怕才是真正实现从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转变的关键。 “我们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指标还是要变，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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