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王家岭矿难7天7夜后，奇迹终于发生。截至5日零时40分，搜救人员在井下找到了9名幸存者。一名救援者称，井下有许多人还活着，但具体数目还无法统计。“救上他们，我一辈子不会再当矿工”，而作为负责事发当晚所有下井人员登记工作的记录员董燕森则说。（《城市晚报》4月5日）

“幸存者”，这是舆论给经历过“九死一生”的矿工们的称呼。此时此刻，幸运的何止是他们，为他们庆幸的并不仅仅是他们的家人，还有一直关注他们的无数公众。但是，为他们保驾护航的“制度”却被束之高阁了！

在为他们庆幸的同时，在笔者看来，同样不能忽视身在矿难现场的个体的感喟：“救上他们，我一辈子不会再当矿工”。这样的话语或许是灾难刺激后的无奈表达，但更是对个体生命系于“生死一线间”的理性抗拒，其中，更多的说明了制度的悲情和尴尬。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如果一种现象存在着明显不合理性，但实际上这种现象不仅普遍存在，且有不断强化的趋势，那么，可以肯定的是，问题不是个人或个别利益群体的问题，而是在制度或规则层面出了问题。对矿难频发的审视同样离不开这样的视角。而“救上他们，我一辈子不会再当矿工”的感喟无疑是直接的愤懑表达。正如某省主抓安全生产的领导说：现在任何一个矿都有发生矿难的理由，“不发生那是运气所至”。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救上他们，我一辈子不会再当矿工”的感喟难道还不够振聋发聩吗？

“救上他们，我一辈子不会再当矿工”让笔者想到了朱达志先生介绍的一个标题：“矿工把下班叫‘生还’”。据说，这是一个得到不少新闻专业人士推崇的标题，但是，隐藏其后的残酷事实正和“救上他们，我一辈子不会再当矿工”一样触目惊心：生命能否存在完全成了被“运气”左右的东西，而所谓的制度和监管离他们的距离越来越遥远，甚至是毫无瓜葛。这难道不能给我们惊醒吗？

“救上他们，我一辈子不会再当矿工”是权利被蚕食。在生存压力下，矿工只能接受矿方提供的低水平的安全生产条件。矿工选择余地的无奈折射出了矿工权利的贫困。无论对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无论是对大型煤矿还是小煤矿来说，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矿主（管理者），在利益的刺激下，不惜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铤而走险，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安全投入的增加会降低利润空间。因此，他们往往忽视安全生产问题，使煤矿和矿工超负荷运行。据有关统计显示，2007年全国27个产煤省(区)中，有20个省(区)超产，其中19个省(区)超产在10%以上，福建、陕西、北京超产均在50%以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研究中心做过的一项调查显示：2003年，我国原煤年产量为17.28亿t，而当年底，全国上报具备生产安全保障能力的矿井2 090处，生产能力约11亿t/a。也就是说，当年最少有6.28亿t的原煤产量没有安全保障。而在这样的数据里面，又包含有多少矿工的血泪呢？

还有数据显示，我国国有重点煤矿累积的历史安全欠账高达689亿元，乡镇煤矿安全欠账至少在2000亿元以上。可以说，大量的安全欠账已经成为我国矿难频发的重要症结之一。而根据美国劳工部等部门的统计，在该国制造业、建筑业、农业、运输业、采矿业、零售业6种行业中，最危险的是制造业，最安全的竟然是采矿业！在美国，2002年死于矿难的人数为27人，2006年竟然只有12人。对比之下，“救上他们，我一辈子不会再当矿工”既呈现了制度的悲情，又是对制度的嘲讽。

“救上他们，我一辈子不会再当矿工”，是无力者的话语，但是，该如何让“无力者有力”呢？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