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江苏的问题疫苗，4月5日《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报道追问，2008年7月至10月生产的问题疫苗，为什么直到2009年12月才公布存在问题？从官方公布的消息及几天后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公众没有看到监管部门作出相应的解释。

　　让我们跳出疫苗监管的是是非非，看看这几个时间节点吧：问题疫苗生产时间是2008年7月至10月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现江苏延申和河北福尔两家企业部分批次疫苗问题的时间是2009年3月份；国家药监局网站挂出300字的问题疫苗消息，是在2009年12月3日下午；数以十万计的问题疫苗终于成为公共卫生事件，却是在山西问题疫苗疑似闹出人命后的2010年3月份—9个月，问题疫苗从出事到被小范围认知；12个月，问题疫苗接二连三地成为定时炸弹，终于赤裸裸悬挂在接种者的头顶之上。

　　时间是一把刀子，捅破了隐情与问题的窗户纸。9个月，问题疫苗使用已尽，漠视生命之旅顺利完成。关于使用了问题狂犬疫苗的人群，目前尚未见到追踪报告；但理论上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处于风险之中。如同发生在我国食品药品领域的任何一次公共事件一样，疫苗安全事件再次证明：要命的未必是所谓落后的技术，而恰恰是保命的良心与制度。

　　从发现问题，到公开信息，一扯就是大半年的时间。那么，相关部门在这人命关天的大半年中，究竟做了哪些紧急补救性举措、启动了应急预案没有？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回答好，和漠视生命的渎职有何差异？食品药品上的问题，国际上的惯例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稍有蛛丝马迹，立马停止销售、紧急召回、全力补救——背后的逻辑只有一个：没有什么利益大过于人的生命！但为什么我们即便在发现问题之后，还让关键信息迟滞大半年之久？

　　这本应紧急行动起来的9个月，既给问题疫苗销售留足了时间，也给相关厂家公关游说预留了空间。现在，东窗事发，公众对此浮想联翩当然也是合情合理。就在媒体和公众希望了解更多情况的时候，一些异常的人事变化也在当事部门同时发生：今年1月，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3名干部突然被暂停工作，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调研员卫良也已经被捕……问题疫苗背后还有怎样的戏码？这个问题恐怕不能只有“内部版”答案。

　　我们可以宽容技术的落后、资金的不足，我们甚至能够理解后知后觉的制度。但是，没有人能原谅监管者对于生命的漠然、对私利的狂热、对责任的轻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