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协会发展到今天也是与时俱进的，中国作家协会有一万个存在的理由。”3月30日，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从3月30日起，中国作协七届九次主席团会议、七届五次全委会在重庆召开。据媒体报道，处于大旱灾区的重庆灾情十分明显，而作协官员们却在享受总统套房、奥迪车接送的高级别待遇。对此，作家阎延文写博怒斥作协，“一席宴吃尽数万名小学生的捐款”。而昨天，郑渊洁、慕容雪村等人也纷纷发表言论，网络上更是一片沸腾。（据4月3日《东方今报》）

一边是灾情正深重，一边是公款设豪宴，这样的反差确实令人齿冷。但在愤怒之余，我们也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在重庆等灾区，这样的公款豪宴只有中国作协及其官员们在享受吗？作为正部级单位的会议，住总统套房、吃2000多元一桌的宴席算不算超标？如果还有很多单位和官员都在享受着这样的奢华，中国作协为什么就不行？假如你是中国作协的领导或全委会成员之一，你能拒绝这样的待遇或阻止这样的安排吗？……

中国作协的这次阔会及豪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几年前国家电力公司在武汉召开的一次内部人事干部会议，因为这次只有125人参加、为期只有3天的会议，共花掉了300多万元！与此相比，中国作协的这次会议实在太寒碜了。虽然国电公司的那次会议只是极端的个例，但我敢说在同样级别中作横向的对比，中国作协的这次会议并不算太“豪”；而且我相信，现在的重庆或其他灾区，这样的公款豪宴还有很多很多。

肯定有人要说：别跟我提什么行政级别，也别说什么待遇标准，文学艺术家讲级别论待遇本来就让人恶心！可是，中国作协的这次会议就是体制内的活动，就连中国作协本身就是体制的产物，而现行体制就是以行政级别为主要标准并以此定待遇的。既然是体制内的事情，就应该遵循体制内的逻辑；既然中国作协被“包养”了，它就应该享受被“包养”的待遇。中国作协等单位是财政全供的单位，在中央的财政预算中是有安排的，甚至这次会议都有专门的预算——果如此，中国作协此次会议的高标准就是合法的。

很多人把矛头对准了中国作协的主席铁凝，其实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在体制面前，任何一个人的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她能拒绝体制的诱惑，她就不会去当作协的主席；如果她试图改变体制的运行规则，她的结局只能是被体制被抛弃。铁凝没有看破名利，郑渊洁等人也未必能看破——假如中国作协主席的乌纱帽送给郑渊洁，他也不一定能拒绝得了。身在体制外，郑渊洁等人当然可以超脱一些，但也应该承认，在两种话语体系之下，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标准。

当然，体制不能成为模糊是非的借口。拿公平正义等终极价值来衡量，在灾区吃豪宴享奢华终归是不对的。但人们不应该只对具体的人进行道德上的批判，而是应该反思赋予这种行为合法性的体制。实际上，现行的“包养”体制已经并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而且中国作协也很清楚这一点，这也正是铁凝之所以声称“中国作家协会有一万个存在的理由”的背景。的确，按照文艺行政化的逻辑，中国作协的存在确实有无数个理由；但如果遵循文艺自身的规律，中国作协显然就是一个荒谬的怪胎——作协如此，书协、美协、音协、舞协等等，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