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昱航

中煤集团一建公司山西临汾碟子沟项目部会议室内，现在成了王家岭矿难(见3月30日南方农村报第三版报道)的抢险指挥部，墙上“勇争第一”四个大金字赫然在目。这象征着工程进度价值第一的四个大字，引起了抢险总指挥、山西省副省长陈川平的感慨，他说王家岭煤矿就坏在这个“勇争第一”上。

从实际情况看，王家岭矿难的确与工程进度挂帅有关。建设公司为了经济目标，将项目外包出去，并实行“进尺考核制”，每年按工作量评选金牌队长，甚至给每个班每日定下进尺任务，多了给奖，少了受罚。正是在这种风向标的指引下，各施工单位在进度上你争我赶，一味在量上争先。有了这种竞争导向和氛围，安全问题自然要被忽视。

“勇争进度第一”的导向该受到批判，但问题到此并未触及根本。为什么建设单位只争进度，不讲安全？为什么不激励重视安全的意识和行为，不营造“争当安全第一”的工作氛围？行为选择的背后，自有利益的权衡。

要进度不要安全，问题的根还在于安全事故的成本太低。死难矿工赔偿20万，这是时下通行的标准。有人计算，20万只相当于矿工几年的收入，远远达不到补偿的效果。人命关天，再高的赔偿标准也不能弥补生命的价值，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让夺命的矿难不再发生。而对死难者的赔偿，除了补偿和抚慰的效果，还必须起到增加事故成本，促使经营者确保安全的效果，最起码要让经营者在发生，事故时的赔偿不低于在提前预防上的投入。在美国，大型矿难几年一遇，即使发生伤亡人数也少，而中国煤矿矿难的死亡人数却占世界的80%，差别主要在于，人家肯花钱采用最先进的采矿技术和安全防备设施。

有人说，对死难者的赔偿太少，实际在鼓励煤矿违规，压低安全投入的成本。事实上，就是这样的标准甚至比这还低得多的赔偿金，还往往得不到落实。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障部官员曾披露过这样的现象：矿难发生后，矿主一逃，赔偿找不到对象；即使找到了对象，钱也未必要得到，一个死难矿工的妻子讨要赔偿金，不仅没有拿到钱，还被人砍了，竟找不到人为其做主。在这样的状态，如何能保持对经营者加大安全投入的压力？

矿难发生后，对责任人的处罚，也是事故成本的重要组成部份。但是，在责任追究上，很多时候未必动了真格。有些矿难发生后，也有官员被停职，但不久就能官复原位；也有官员被免，但不久就能异地为官，甚至有升迁；也有经营主被追究刑事责任，但都形同虚设。

事故成本如此低，而确保安全的业绩，未必得到人的重视。对于企业的经营评价，可观的利润可遮蔽一切；对于地方的政绩，光鲜的GDP可以代表一切。发生的事故，引人注目，没发生事故，有多少人能意识到，这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