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期封面选题的选择，在编辑部都是一场小小的竞争。毫无悬念地，本期封面选题在周一就确定了：保尔森专访。

　　保尔森和舒立是老朋友。从1997年算起，这已是他第七次接受舒立专访了（详见本期舒立的札记“七访保尔森”）。此次专访，他谈得最多的是作为美国财长时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心得。对众所关心的中美汇率争端，则以“我不做猜测，我已经不是财长了” 作答。不过，在保尔森到访的第三天，现任美国财长盖特纳突访北京；4月12日，胡锦涛主席将赴美参加全球核安全峰会。不管是否巧合，保尔森此时来访还是给人以很大的猜想空间。

本期杂志编辑期间，另一个牵动人心的新闻是王家岭矿难的救援。除了关心被困矿工的命运，大家议论最多的是：为什么救援指挥部迟迟不公布115位获救者的名单？

　　有很多善意的猜想。猜想一：忙于救援，没有时间统计和公布；猜想二：不能干扰获救矿工的医治；猜想三：获救矿工身体虚弱，可能说不清自己的姓名，万一统计不准会引起混乱；猜想四：如果公布了名单，那些未获救的矿工的家属会难以承受……

　　仔细一想，觉得这些猜想也难成立。统计名单并不是一件很难的工作；如果担心不准确，至少可以先公布一些身体恢复较好的矿工的姓名；至于担心有的家属难以承受，难道能瞒一辈子？而且，报道说，有些矿工已经能够正常进食，甚至能聊天了，为什么不尽快让家属来见面？哪怕用手机给自己的亲人报一个平安也行吧？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一件本来理所当然、事关公众和家属知情权的事情，搞得如此诡秘，不能不让人们无端产生很多猜疑。什么时候，我们的政府部门处理这样的事能聪明一些？（作者为《新世纪》周刊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