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振快 历史学者

    2009年对中国来说是不平静的一年，公共事件频发、社会争议颇多。其中折射出当下怎样的社会现实？一言以蔽之，乃民众的“权利贫困”。

    “蜗居”、“蚁族”、“国进民退”何以成为焦点？

    公共事件多是由对公权力的质疑引发的。对公权力的质疑，反映了社会情绪的焦虑，这种焦虑，本质上是民众的“权利贫困”。

    引发社会争议的话题，如高房价和“地王”、“蜗居”、“蚁族”、“国进民退”等，实质也是出于民众的焦虑——对经济权利受到制度化侵蚀、生活更趋贫困化的不满，而这种焦虑情绪的产生，多半也是由“权利贫困”造成的。

    以房价言之，高涨的房价，超出了绝大部分普通人的消费能力，这已是公认的事实。那么，高房价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众所周知，政府炒地是关键。获取土地出让金和拆迁补偿差价，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好。全国土地出让金2007年近1.3万亿元；2008年9600多亿元；2009年更高达1.5万亿元，天价“地王”频出，超过了 “疯狂”的2007年的水平。地方政府从卖地中获利巨大，土地出让金已是地方财政的支柱。地方官员为了GDP和政绩而希望房价上涨，房地产商(其中拿天价 “地王”的大多是国企，特别是央企)则推波助澜，加之房贷政策宽松，大量游资涌入，所以房地产泡沫越撑越高，被《福布斯》评为七大近在眼前的金融泡沫的第二位。这个泡沫何时破裂不得而知，但日本、迪拜房地产泡沫都是前车之鉴，似乎没有理由证明中国能超越世界经济规律。

    对高房价之下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一方面是“暴力拆迁”不断上演，另一方面则是城市白领为了一个“蜗居”而放弃个人尊严。在艺术上没有多大价值的电视剧《蜗居》，就因为人们普遍关心房子问题而一炮走红，成为热议话题。“暴力拆迁”和“蜗居”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反映中国平民的经济权利受到制度化力量的剥夺、侵蚀。

与“蜗居”相应的一个词则是 “蚁族”。人们原来只知道民工生存的艰辛，却不知道还有一个同样艰辛的群体：“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据一份调查，仅北京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的 “蚁族”。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他们的特点，据说与蚂蚁很相似：高智、弱小、群居。他们是大学毕业生，却因收入低而只能在城乡结合部聚居。曾被认为是天之骄子的他们，生存境况可能仅比民工好一点，知识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

    “蚁族”的存在让人们明白，大学生其实和民工一样是弱势群体。不仅仅是大学生和民工，在权利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所有普通人都是弱势群体。

    北京律师在重庆打黑风暴中一不小心成了阶下囚。强势的律师在更强大的权力面前也只能是弱势群体，这与因拥有财富而在平民眼中属于强势人群的民营企业家在国家权力面前属于弱势群体一样，可谓殊途同归。一度风光无限的私人煤矿老板，不是在2009年受到了严厉狙击吗？“国进民退”，不只存在于山西煤矿。

    尽管有关官员表示普查数据从总体上不支持存在“国进民退”现象，但无论是人们的现实感受还是大部分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都同意这一现象近年来确已“回潮”。民众和理论界对“国进民退” 的关注和担忧，是对中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担忧，是对民营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在竞争中遭遇非国民待遇的不满。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先生是对“国进民退” 持强烈反对意见的经济学家，他在多篇文章中指出国有企业的独大威胁法治精神，破坏规则的公平性，不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

    与“国进民退”相伴的是国企利润的增长。本来国企改革是个老大难问题，国企利润的增长意味着改革“卓有成效”，但是公众对此并未感到高兴。有关官员不无委屈地表示，为什么国企搞好搞不好都挨骂？他们的困惑，是因为没有搞清楚国企利润的增长是靠什么实现的。让老百姓不满意的是，国企利润增长是靠加强垄断、靠不交租金、靠截留本应缴给全国人民的利润实现的。国有垄断企业的奢侈浪费(如中石化总部大楼的一盏吊灯，被爆价值1200万元，后承认花费156万元；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每天要花掉 4万元)以及其职工的高工资、高福利，是建立在消费者福利损失的基础之上的。

    “被时代”：民众对“权利贫困”不满的表达

    中国民众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强烈的福利受损感和社会不公平感。这种感觉的实质，是民众的“权利贫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根源，乃是权利的缺失。

    在“权利贫困”得不到纾解的现实之下，民众对官方的不信任感和对立情绪也与日俱增。这一方面表现为近年来突增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所谓“被时代”这一新词语上。民众用 “被自杀”来表示对一些被官方定性为自杀但疑点重重的死亡案件的质疑，用“被就业”来表示对官方公布的就业率的质疑，用“被增长”来表示对官方公布的平均工资水平的质疑，用“被代表”来表示对价格听证的程序透明和代表身份的质疑……“被”的广泛流行和使用，使它成为媒体眼中的“2009年度关键词”。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民众正用一种嘲讽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无奈和不信任。这种不信任，说到底是公权力过于强大和被滥用，且无视民众权利的结果。

    “被时代”体现了民众对“权利贫困”的不满，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民众权利意识的集体觉醒。这种觉醒，是中国民众在“被动性”命运之下的理性抗争，有利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建设。尽管 2009年引起争议的“不高兴”话语表现了褊狭、非理性的社会观念在中国仍有不小的市场，但中国民众在近年来众多公共事件中的表现，仍然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渐趋理性和成熟。

    理性的网民、负责任的媒体人、有良知的学者，一起用自己的声音推动中国社会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中国还能像过去30年一样保持繁荣吗

    让人忧虑的是，由于“权利贫困”，改革共识正逐渐失去。

    改革30年来，民众对改革所持的心态与自身权利紧密联系。改革前10年，民众的财富增长快于政府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民众从改革中扩展了自己的权利，因而对改革比较满意。而最近十几年的情况似乎有点颠倒，民众的财富增长慢于政府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一些民众没有感觉到改革使自己得益，生存状况似乎在恶化，因而对改革逐渐失去信心，改革共识正在逐渐失去。

    在改革共识逐渐失去的同时，却有许多人在论证“中国模式”。若只看到成就而看不到问题，未免短视。中国现有的改革模式还有多少潜力可挖？以环境污染、劳工低薪酬低福利等高昂代价取得的经济增长，一直是由民众承受一系列恶果。2009年仅“血铅事件”就发生了多起。低薪酬、低福利的一个后果，是导致消费能力不足。中国的居民消费率，1952年为69%，1978年下滑到45%，到了2008年则缩至35.3%。而2008年，美国的居民消费率为70.1%，印度为54.7%。世界上不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50%以上，只有中国低到35%这样的水平。由于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尽管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学者都在呼吁促进消费，但内需还是难以拉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面临困难。

    内需不足显然是“权利贫困”的结果。分配的不公，加上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增加，迫使居民将有限的钱存入银行以应不时之需，导致无力消费。在这样的发展下，未来30年，中国还能像过去30年一样保持繁荣吗？如果不解决“权利贫困”的问题，中国的繁荣和稳定还能持久吗？回答这些问题，远比总结过去的成就更为重要，也更为紧迫。

    自由和幸福是所有人共同追求的目标，社会的文明和进步通过个人自由和幸福体现出来。但自由和幸福过于抽象，难以衡量，比较具体、可量的是个人权利。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其核心标志是民众逐步摆脱“权利贫困”，个人权利不断得到扩展和保护。反观近几年的中国社会现实，难道我们不该反思些什么吗？

为了人民的福祉，也为了国运的昌隆，中国的改革需要从解决“权利贫困”着手，切切实实地提高民众的权利，让人们对社会良性发展保持信心，让人们对未来的美好保有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