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避免“官煤勾结”现象的发生，必须首先建设一个完善有效的监督监管权力运行的机制，应当建立完善的行政执法流程制度和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实现事后惩治与制度预防联动，让“勾结”成本增大，让犯罪成本得不偿失，否则就不可能收到实效

　　湖南桑植县发改局原副局长文津生等人，入股村办集体煤矿，非法获利700余万元，村民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中央有关部门在2005年就开始清理纠正官员入股煤矿的违法违规行为，但桑植县纪委一边承认文津生利用职权非法谋利，一边对官员入股煤矿的行为查而不处。

　　小煤窑矿难频发不止，尽管政府下大决心、加大力度严肃整治，并关闭、整顿了不符合相关规定、达不到安全标准的众多小矿，但依然未能如愿，未能摆脱“今日闭，明日开”的恶性循环往复。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伴随着中小煤矿的改制及利益格局的转变，小煤窑日渐沦为私营矿主、部分政府官员和地方财政“三位一体”的“黑色金库”。这样的例证举不胜数，身边就有这样几例：“陕西横山官煤勾结：县委书记称记者管太多”；“陕西横山县开始调查官煤勾结事件”；“山西查官煤勾结追缴83亿元，副科级干部敛财数千万”。而湖南桑植县发改局原副局长等人参股经营村办集体煤矿，非法获利700余万元，更是让人确信“官煤勾结”之祸。现实生活中，假关闭、假停产现象肆无忌惮，黑煤窑生产经营禁而不绝，也足以见证安全监管的举步维艰。

　　政府一再重申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从未间断安全生产的整顿工作，并展开严厉打击“官煤勾结”的行动，却总是事与愿违，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恶性循环，何以如此？根源依然在于“官煤勾结”有巨大利润可图，虽然矿难频仍、事故不断，但较之滚滚财源，实在是九牛一毛，无足挂齿。据有关人员测算，我国重大矿难事故风险的概率为1／600。也就是说，对于每一位矿主而言，发生矿难的几率很低，尽管矿难频率和死亡人数很高，但那只是“大分母”之上的“小分子”而已。更何况，即便某一位矿主因矿难栽了跟头，难以逃脱的法律制裁，依现行法律，“对违法开采的罚款5000元至两万元，酿成重大或特大矿难的刑期也只在7年以下”，与巨大的收益相比，违法成本低得可怜，加之无处不在的地方保护，仅有的一点儿违法成本也很难一一落实。非法开采非但极具诱惑力，实在堪称是首佳上选。

　　权力与资本结盟是导致矿难频发的主要症结之一。正是在权力的庇护、遮掩下，才有了黑心老板疯狂追逐短期利益，为满足一己私欲而置最起码的安全标准和安全投入于不顾。而要查处事故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就必须掀起整肃“官煤勾结”的反腐风暴：一是查处不正之风、腐败行为和渎职行为；二是查处安监人员在执法中的不正之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安全生产落到实处，才能让矿工看到生活的希望，才能有和谐社会的迅速实现。

　　必须看到，非法暴利驱使下的“官煤勾结”已经是一个涉及面广、层面多的复杂社会问题，要破困局必须整合全社会力量，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来监督政府，需要进行跨领域、跨系统的综合治理，而不能让安监部门孤军深入、单打独斗。事实证明，权力与煤矿资本、官员与不法矿主之间，已然通过巨额利润建立起种种复杂的利益裙带关系，如果仅靠罢免个别官员、关掉几个矿井，显然无损牢固的疯狂勾结，也难以有效遏制矿难的此起彼伏。

　　因此，要想根治“官煤勾结”，要想解开“金权之盟”，除了重拳出击“官煤结合”之外，我们还必须从根本上加大煤矿安全的财政投入力度，必须杜绝掠夺式开发对资源造成的巨大浪费和人员的巨大伤亡，还需要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制定科学的规划。易言之，要避免“官煤勾结”现象的发生，必须首先建设一个完善有效的监督监管权力运行的机制，应当建立完善的行政执法流程制度和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实现事后惩治与制度预防联动，让“勾结”成本增大，让犯罪成本得不偿失，否则就不可能收到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