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假记者敲诈的煤矿确实大多存在无证经营或瞒报事故等问题，但是假记者利用煤矿存在的问题敲诈钱财已经涉嫌犯罪，理当依法予以严厉打击。不过同时需看到的是，这样的“记者村”绝对不是偶然的，背后显然存在更为深层次的制度性原因。

　　假记者到煤矿诈财，煤矿所以会满足其欲望，是因为害怕其会对煤矿存在的问题进行“报道”。这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如果没有媒体进行曝光，部分煤矿存在的无证经营问题或发生事故，就可能不会被外界所知晓，这无疑也折射出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对问题煤矿存在监管不力的现象。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煤矿存在无证经营问题或发生生产事故，无论是否会被媒体曝光，都能为政府监管部门及时掌握，问题煤矿也就不会去满足假记者诈钱的欲望了。所以，部分产煤区假记者敲诈煤矿乃至“盛产”假记者现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对煤矿监管不力的结果与折射。

　　而煤矿担忧存在的问题曝光后会遭受处罚，也从一个侧面表明，部分煤矿出现问题或发生事故，如果不被媒体曝光，也就可能不会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处罚，而如果问题或事故被媒体曝光，则有关政府部门也就“不能不”要进行处罚了，所以问题煤矿通过满足假记者的欲望来防范遭受处罚，这也折射出部分产煤区政府部门一定程度地存在包庇甚至是纵容问题煤矿的现象。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煤矿存在问题或发生事故，无论媒体是否曝光，都难以逃脱政府监管部门的处罚，媒体曝光并非问题煤矿遭受处罚的前提条件，那么问题煤矿也就不会试图通过给“封口费”而使自身免予受到处罚了。可见，部分产煤区假记者敲诈煤矿乃至“盛产”假记者现象的出现，也折射出部分产煤区政府部门所存在的渎职乃至腐败行为。

　　经由以上分析可知，部分产煤区所以出现假记者敲诈煤矿乃至“盛产”假记者现象，除了与部分无业人员利欲熏心、法制观念淡薄有关之外，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存在监管不作为乃至渎职、腐败行为，也就是说，正是因为部分产煤区政府部门一定程度地存在监管不作为乃至渎职与腐败行为，才为假记者敲诈问题煤矿并得逞制造了机会与条件，前者正是滋生后者的土壤。正因为如此，部分产煤区假记者敲诈煤矿现象要能真正得以消除，除了应对冒充记者实施敲诈犯罪人员依法严惩之外，更须通过完善煤矿监管制度、强化政府监管力度、加强执法人员队伍建设等途径，堵塞假记者实施敲诈犯罪并得逞的空间。唯其如此，假记者敲诈煤矿现象才能真正绝迹，煤矿生产管理与秩序也才能真正得到规范，并从根本上减少煤矿安全事故的发生，在更大程度上保障广大矿工的生命健康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