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热播的电视剧《蜗居》引起了人们对高房价的无奈和共鸣，最近聚集在城郊的“蚁族”又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高房价是两会代表最关注的问题。经济专家、政协委员都在为控制房价积极献计献策。但是，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化州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宝安分公司经理陈华伟在两会上的一席话却语惊四座。他说：“房价不是我们开发商决定，是由市场来定的。现在说房价高，但没有人叫你去广州买，也没有人叫你去深圳买，你回老家买就可以啊，为什么还要到广州、深圳买？”

陈经理的这席话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网民纷纷表示质疑。按照陈经理的意思，高房价没有错，农村人跑到城里来才是错。有网友说：国家不控制房价，但是却对粮价控制的很严。每年都用政府指导价收购粮食。如果国家放开对粮价的控制，农村人也可以不进城，可以像开发商捂楼盘一样，农民可以捂住粮食不卖，借以提高粮价。如果大米卖5块钱一斤的话，农民也不愁没钱花，这种观点得到了网友们的强力支持。但是，农民可以用高粮价对抗高房价么？

我在《国情备忘录》一书中对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做了详细解读。现在节选部门章节发给大家看看，作为大家了解中国国情的参考。事实上，有人支持控制房价，有人表示反对。每个人的利益决定了他们的立场和观点。但是，每个理性的中国人都需要站在整个国家的高度来看待粮食问题和房价问题。这个国家是一个整体。税收是大家一起在交，国家资源也应该共同分配。需要照顾到不同群体。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农村人和城市人的问题。不管是粮价还是房价，都是基本的民生问题，都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我得有饭吃，也得有地方住。这是最简单的需求，但把这个问题扩大到13亿人口，扩大到960万平方公里，就不那么简单了。

《国情备忘录》第三章第三节：

放眼世界，人类社会由农业走向工业时代的时候，大都经历了农弱工强、城乡失衡的转变过程。巨大的城乡差距也曾经在大洋的彼岸上演。

20世纪初，美国、英国、法国，这些较早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也曾历经艰难转型。这些刚刚走出乡村的农民，这些在炼钢厂、在矿井里工作的人们，这些年仅4、5岁的童工，在恶劣的环境超时劳动，报酬低廉，前途不保。

今天，先行者已经走过这片沼泽。乡村和城市、农民与市民 生活水平的差异已经不大。然而，中国、印度、巴西-----这些工业化的后来者，还在不能回避的失衡中探索、跋涉。

不但发展中国家，其实世界上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城乡发展极不平衡的阶段，这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是在奔向现代化途中难免遭遇的难题。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中，农弱工强。都要经历这个阶段，从失衡走上平衡。然而，中国工业化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工业和农业，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分开了便无法认清。今天的人们，不得不从工业化的进程里，认识农村农民的现状。

今天的我们，不得不站在文明转换的角度来看农民身上的变化，不得不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来看农村的发展，因为一个后进的农业国家进行的工业化进程，是当今农民遭遇种种难题的全局性根源。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奉献的年代，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只能从落后的农业中挤出资金。从1952年到1978年间，通过统购统销，农业贡献资金4500亿元左右，支撑了国家工业化的起步。成效举世瞩目。在短短的28年里，一个连铁钉都需要进口的国家，（不仅能够生产汽车、飞机、大型船舶，而且有能力生产耐用消费品，）以惊人的速度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然而，和那些在上百年工业化进程中渐进发展的国家相比，中国也更为集中地面对城乡失衡的难题。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大都伴随着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大幅下降，今天，英国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6%，美国为3.9%，加拿大为6.7%，法国为10%，农民已转化为“农业工人”，农场转化为企业，乡村与城市的划分已渐渐失去了意义。然而，在中国急迫的非渐进式的工业化过程中，城乡曾经长期隔绝。如今尽管中国农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1%，可从事农业人口仍然占到总人口的60%。

这是一个注定要写进历史的时刻，从此，中国的工与农、城与乡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

建国50年来，中国大地上工业和农业演出了这样一幕故事——你背着我走一段，我再背你走一段。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中国农民为解决这个国家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做出了贡献，现在整个国家的财富增加了，需要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了。如果陈经理了解中国的发展历程，能够站在更高的视角看待我们国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就不会说出那样让人不齿的雷人言论了。农民不能也不可能用高粮价来对抗高房价。但是，城市人、工业人有这个责任来帮助那些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