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和人们的感受有偏差，原因何在？因为人们是依照案例而非数据来作出判断的，主要案例就是2009年山西私营煤矿被收归国有、以及“4万亿”等经济刺激投资大部分落到了国企手里。这些案例被报道很多，声势很大，所以人们有了“国进民退”的感觉。

然而如果仅仅从案例判断，我们其实同样也可以举出很多“民进国退”的例子。比如“通钢事件”，就是大型国企改制为民企，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那是因为意外，事件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再比如广东省国有独资企业华强集团改制。绍兴也有地方政府大力扶持挽救华联三鑫这种明星民企的例子。

再回到这些“国进民退”的案例，山西煤矿兼并是因为矿难压力，有其特殊性；“4万亿”投向国企，也并不新鲜，信贷和投资偏向国企不是常态吗？诸多信息表明：在国家层面的大政方针，可以用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的一句话说明：“中央没有‘国进民退’的政策”。

既然中央没有统一部署，数据也不支持“国进民退”，那么如前面所言，“国进民退”只是对个案的感受。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2009年像往年一样，同时上演着“国进民退”和“民进国退”的案例。

我们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些“进”、“退”只是正常的市场兼并行为，还会引人注目吗？还会让人得出“国进民退”（或相反）的结论吗？

不会。几乎所有我们举出的说明“进”、“退”的案例，都是因为有政府的影子在里面，造成了某种市场规则被破坏，才会走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从这个角度说，这些“进”、“退”的案例，虽然方向相反，但本质上是一回事。“4万亿”投向国企与地方扶持明星民企是一个原理，忽视民企产权的兼并与忽视国有产权的改制也是一个原理。

“国”与“民”本不该对立，“国”的背后也是“民”——全体人民。既然都是“民”，就谁都不该凌驾于谁的上面，也不存在民进民退的问题，只可能有此民（全体人民）与彼民（少数人民）的互相进退。而我们平时所说的“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显然不是指此民与彼民的互相进退，而主要是指此民（“国”）、彼民（“民”）与政府权力（“官”）之间的互相进退。比如国企改制，既存在政府放权的官退民进，也存在国资流失的国退官进。

所以“国进民退”是个用错了的词。防止“国退官进”或者“民退官进”才是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