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岁的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成了两会的焦点人物，３月７日的《新京报》报道说，只因为前日他抨击官场不正风气，张维庆说，讲真话越来越难了，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的底线是在任何工作场合都不说假话，但是“看条件说真话”。

张维庆在这里说了两句真话，第一句真话是执政党需要恪守不说谎的道德底线。

党（应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的一言一行皆关党的形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党的高级干部往往是政府的高级干部，所以党的高级干部的一言一行又关乎政 府形象。一个党或一个政府的高级官员没有道德底线，任何工作场合都说假话，那么这个党或政府就会毫无诚信可言，瞒天过海，不会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因此，高官在任何工作场合都不说假话，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是立党立政之基，是取信于民的首要条件。

第二句真话是，高级干部说真话不容易（低级官员呢？），甚至“越来越难”，但还是要“看条件说真话”。

这其实是一种很低级的要求，跟我们平常讲的“敢于说真话”相去甚远，“敢于说真话”常被当作美德拿来教育国民，恰恰说明这一美德的稀缺，反映了现实之中太多人
说假话，充斥了太多的谎言。因此，“敢于”二字虽是一种勇气的表现，但这勇气显得太沉重。那么“看条件说真话”更显得有太多的无奈，而更显得无比沉重。

我们可以把这种困境部分地归罪于传统。在臣民社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因此，“官大理多”，“辈份压人”，下级和小辈只有听命 份、迎合的份，哪怕心里有真话也不敢说，怕说了不讨人喜欢而遭殃，所以宁愿三缄其口，假话哄人。现实中不也存在“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一，三把手说三道四，四把手是、是、是、是，五、六、七、八、九把手，光作笔记不张口。”的现象么，原因其实与过去大同小异。

不过，即便在臣民社会，统治者为了平衡权力之需要，也会设立言官，鼓励他们说真话，也会有犯颜直谏、敢说真话的忠臣经常站出来，虽然犯颜直谏会遭致身首异处，却往往会赢得道德的表彰，更何况听得龙颜大悦之时，正是自己飞黄腾达之时。

通过这一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古时言官敢于冒着生命危险说真话？就是因为说真话虽然可能有巨大成本的付出，但也可能获得惊人的好处。确实，从经济学角度 看，人是理性经济人，如果讲真话、发表独立意见获取的价值比其付出的成本高，人们才有可能选择说真活、发表独立意见；如果讲真话、发表独立意见获取的价值比其付出的成本低得多，人们才有可能选择说真活、发表独立意见。古时的言官制度，让两种可能皆具备，必然有人会为博取巨大价值挺身而出。如果讲真话只有成本付出，而无好处可得，或者讲真话成本过高而收益过低，必然会打击人们讲真话的积极性，导致真话极度稀缺和谎言的极度泛滥。

因此，除了把讲真话当成道德的赞美（皇权专制时代的赞美绝不逊于现在），还需要“经济人预设”，不是把人简单地看成道德载体，而是把人当成需要生存，追求自身 利益的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用制度鼓励人们讲真话，并形成讲真话有好处，讲假话有坏处环境。就像过去，我们一提到老实人，整个社会的价值评判都非常好，老实人处处吃得开，人人争做老实人，而不像后来，把老实人当成傻瓜，是一种负面的社会价值评判，人人不愿做老实人。

讲真话也是这个道理，如果讲真话只有坏处无好处，就会出现真话的真空。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在极右的年代，“讲真话的代价高得要死”，发表独立意见
成为异类，那代价真的是丢掉性命的，被割喉咙的。代价如此之大，谁还敢讲真话？人人不讲真话，甚至人人讲假话，甚至恭维讲假话的人，无疑是社会的灾难，而灾难并不是一个人造成的，每个不讲真话的人都可能是助纣为虐者，历史已经这样证明过。

我们不想重蹈旧辙，想要跳出因循的旧路，就要“经济人预设”，在此预设之上，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改良。比如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人们的诚信度为什么这么高？就 是因为他们首先预设人们有私心，会不讲诚信，所以在整个社会建立起一套诚信制度，让那些不讲诚信的人付出沉重代价，让那些讲诚信的人获得更多价值，这样，整个社会的诚信就慢慢建立起来。

巴金先生说，“人只有讲真话，才能认真地活下去。”是的，人人都需要讲真话，但相对而言，政府官员更需要讲真话，因为讲真话是公权力的底线，更因为公权力影响 大，是最好的道德示范，公权力讲真话了，民众自然上行下效。但如何要公权力讲真话不仅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办法无他，还是前面讲的，成本考量，要让不讲真话的官员吃尽苦头，让讲真话的官员得好处。但是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其实还是回归到对公权力的制约上来，因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权力也会导致绝对的谎言，不受制约的权力为所欲为，其不讲真话而撒谎又奈何什么？

作者：廖保平

编 辑：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