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心理咨询行业协会16日发布消息，春节过后该市将诞生三项新职业，分别是注册婚姻辅导师、注册心理陪护师和注册员工援助师。其中，注册心理陪护师是凭借自己所拥有的专业心理知识，“登堂入室”陪伴在老人、儿童、患病者以及临危者等人士身边，以心理沟通的方式为他们提供心灵护理。

在职业日益细分的当代社会，这本是极其寻常的一则消息。但却有不少网民和媒体将“心理陪护”与民间俗称的“三陪”关联起来，进而担忧注册心理陪护师“是创建了一种新职业，还是继续游走在法律与道德的边缘？”

鲁迅曾言，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如今是一项新职业遭遇一个多元化社会，不同背景的公众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实属正常。更何况，在一些地方，也确有“陪聊”异化为“裸体陪聊”、进而异化为“卖淫”代名词的现状。如果仅仅是担忧这项新职业有走向异化的可能，那么这种担忧倒不失为对“心理陪护师”的善意提醒——尽管这种提醒的意义有多大值得怀疑。

笔者也注意到，有一些网民和媒体在评论中并不限于“提醒”，而是直接对这项新职业进行了“有罪推定”。好象“心理陪护师”就必然与道德相悖，并且必然会触犯法律。应当看到，“心理陪护师”虽以陪聊为主要工作内容，但与异化为“卖淫”的“三陪”并没有实质的关联。正如上海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会长王裕如所介绍的那样，要想获得注册心理陪护师的从业资格，必须通过400课时的专业学习与考核，内容包括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危机干预理论与技巧、心理陪护技能操作等。这种心理陪护的需要，是随着社会发展而自然产生的市场需求。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还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从过去单纯注重生理健康，转而对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予以同等注重。既然心理陪护师是个新生儿，此前尚未出世当然不存在“游走在法律与道德的边缘”，也谈不上还将“继续游走在法律与道德的边缘”！

就算是民间口语中的“三陪”，其实也未曾“游走在法律与道德的边缘”。法律和道德的边界并不模糊，只是被某些人和某些媒体有意模糊了。

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国家，“陪同”的历史源远流长。仅在“陪”字上，陪同视察和陪同吃喝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三陪”盛行，只是社会放大了官场陋习。真正应该反省的，是明滋暗长于官场的“陪同文化”。没有官员率先垂范引导官场新气象，就别指望民间的种种“三陪”绝迹。在这个“民以吏为师”根深蒂固的社会中，这是一种必然。

但“三陪”并不是法律概念，较真一下，我们也很难说“三陪”是违法的。在现行法律之下，治安管理处罚法禁止的是卖淫嫖娼，刑法禁止的是组织、强迫卖淫。罪与非罪、合法与违法在这里是并不难分辨。如果“三陪”中不但有陪吃陪喝，还有交易性的陪睡，那么违法的实际上就是后面的“卖淫”，而不是“三陪”本身。

在法律层面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陪吃陪喝陪聊是一项公民权利。即便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明星愿意陪某个富商或某位官员喝酒饮茶聊天，这也是她的自由，只要这种行为出于她自己真实的意愿。但一个单位的领导，利用权势威逼某年轻漂亮的异性下属去陪吃陪喝陪聊，这就是不道德的，它直接侵犯了下属的人身权利。

从一些网民对“心理陪护师”的口诛笔伐，以及对“三陪”的憎恶言辞上，我们既能读出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不彰，又能读出“弱者抽刀向弱者”的社会心态。社会上的确有太多为了一个工作机会或为了一个升迁机会，而甘愿献身“三陪”的例子。这种“三陪”行为可悲可恨可叹，其内在却是弱者对强者的无奈。同属社会底层的弱者看不惯“三陪”行为，却将批判的矛头单一指向委心“三陪”的弱者，而不是指向安然享受“三陪”的强者，这无疑回避了主要矛盾。当然，我不是在为“三陪”辩护，而是试图厘清责任的主次。

从“心理陪护师”说到“三陪”，明显是跑题了。但关注权利、捍卫权利永远是转型中国的主题。“心理陪护师”从一出生就身家清白，尽管现在看来，它只是个小众的职业，但我相信这项新职业在中国有着良好的前景。如果更多的人能分清矛盾的主次，能判断法律与道德的区别，“权利至上”在中国也应该有着良好的前景。

作者：王琳

编 辑：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