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节腐败”，是一个引人关注的事情。每年“两节”（元旦春节）之际，各种紧箍咒都会拿出来念一道，下禁令，做提醒，以便“年关变廉关”。今年当然仍如旧事。

往年效果如何？大概是“说比不说好”吧。说比不说好，意思就是问题虽然越来越严重，但如果没有下禁令、做提醒的话，情况将会是更坏。这就是说，禁令所起的作用，不是禁止住了，而是被禁的问题仍在发展，只是没有发展到最坏而已。

很多人在谈要有“制度”。是的，要有“制度”，但“禁止大操大办”难道不算是一个制度吗，为何又不能禁得了大操大办？有人说，因为没有界定何谓大操大办，操办到什么程度才算大操大办，所以禁令就无法执行。今年我们就看到广东廉江搞了一个界定，党政干部请客不得超过十桌百人。

据报道，这样很有效果，原本发出去请帖的现在都在收回。但人们又在担心秘密设宴、分批设宴、光收礼金不摆宴席等变通手法出现。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宴请不超过十桌百人，事情仍然操办得很大，不是没有可能的。那么，是不是还要继续细化、量化下去，才算制度没有漏洞，没有可乘之机？

我想，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完善制度”，实在是永无尽头，光一个怎样请客的问题，就可以写一本制度汇编。而腐败的表现，又哪里只是请客这一项呢，送礼、慰问、唱歌、洗脚……交往方面，事情就不胜枚举，把全世界的纸张都用来印制度，我看都是不够的。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请客、送礼、慰问、唱歌、洗脚等等，又未必就一定是腐败，它们都确实有可能只是人情往来、正常交谊。大操大办，或者不大操大办，这是形式，可能发生腐败，也完全可能使之不成为腐败机会。一个官员生病住院，可能收到几十万上百万的“看望费”，这不能不说是腐败吧，但你总不能说官员要禁止生病，或者官员生病要禁止上门看望，或者规定一次看望不得超过多少钱。

世界上举办盛大婚礼的，也并非没有政要家庭，那也完全可以是一种正常行为，你可以说那是冠盖云集、华服衮衮的聚会，但未必就可以断定那里面一定在发生肮脏的交易。但是在中国，你几乎可以肯定，党政官员搞大操大办，其中必然有腐败行为，例如权钱交易、官场巴结等等。这种区别是怎样产生的？

我想，根本上还在于权力运行方式的不同。在一个有充分的权力受制约、舆论很透明、公民能作主的地方，请客也好，慰问也好，大操大办也好，都可以是真正的请客、慰问和大操大办，而不必然成为腐败的机会。

反之，在一个权力无制约、舆论不透明、公民难作主的地方，官员的一切活动都可以成为腐败的机会，禁止腐败的某一种表现形式，一是将会面临无数的“变种”，需要无限的细化、量化、准确性等“可操作性”规定，二是有无限多的腐败表现形式、发生场合，使人禁不胜禁，即使把所有管理能力都用于起草和执行禁令，都不可能使腐败减少。

我们怎么理解制度呢？不是禁令越多越是制度严密，不是禁令越细越是可操作性强。根本来说，如果拥有一个权力受约束、舆论能透明、公民能作主的制度框架，那么就无须在制作禁令和有禁不行上深陷困扰。如果政治是众人之事，那么一个官员一旦被发现并被证实有腐败行为，他将很难继续在政坛立足，而不管他是否初犯，是否收钱不多，是否有禁令存在……这将真正可以做到对腐败行为的零容忍。倘若政治是治理系统的内部事务，那么腐败会得到容忍，甚至纵容，禁令与有禁不止的游戏、禁令与变相违抗的游戏就会一直继续下去。

年节腐败很严重，但年节腐败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吗？节日腐败、情人腐败、住院腐败、公车腐败、宴请腐败、出国腐败、娱乐腐败……腐败的形式与场合难以尽数。而根本的问题在于，权力到底怎样才能得到约束，靠禁令和提醒，还是靠民主与制衡？这个问题不解决，兴致盎然地限制腐败发生的场合与形式，实在难说有什么意义。

作者：刘洪波

编 辑：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