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春节的日渐临近，一股影响极坏的“公贺新禧”之风也加速在各地蔓延。不少机关、企事业单位，打着“为本单位利益着想”的旗号，想方设法用公款给上级有关部门和领导送礼，名曰“恭贺新禧”，实为“公贺新禧”。2月6日在法庭受审的文强就公开曝料：全局几十个下属单位，每年春节都会给他拜年，奉上一两万元礼金。(2月7日《广州日报》)

事实上，文强的曝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些年来，“公贺新禧”花样迭出——有的给上级送土特产，名曰做广告，扩大地方知名度;有的给有权部门和个人送“信封”、发“奖金”，名曰资询费、指导费;有的给有权人家的老人、小孩塞红包，名曰“压岁钱”;有的是单位之间互相送礼，公家出钱，个人得利……从农副产品、名烟名酒到金银首饰、有价证券等，可说是无所不敢，无所不为。

尽管“公贺新禧”者的托词冠冕堂皇，也常常经过了班子成员“集体研究”，但终难掩盖其背后包藏的慷国家之慨、建个人感情围墙的险恶用心。有的是投桃报李，搞感情投资，以期日后得到领导“关照”和“提携”;有的是为了小团体利益，借拜年来封上级的口，以博得好名声;有的则是为了中饱私囊，小额“拜”年，大额报帐……

尤须警惕的是，由于“公贺新禧”发生在春节这个其乐融融的的特定环境里，对那些平时有所求又不好明示、想送礼又怕惹人眼的“公贺”者来说，借此机会“曲径通幽”，既达到了个人或单位的某种目的，又免去了行贿的嫌疑，而收礼者也以所谓的“人之常情”聊以自慰，对这种“含金量”越来越高的“公贺”，心安理得地“笑纳”。

这种变味的“公贺新禧”，“贺”疏了党群干群关系，“贺”歪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贺”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遏制“公贺新禧”的通知、禁令，一则则、一条条，季节性地纷纷出台。但不容乐观的是，看似铁桶般的“严禁”和“不准”背后，“公贺新禧”却势头不减，少数私欲膨胀的当权者，早就对此等例行公事的“行政辞令”产生了“抗药性”。

在我看来，遏制“公贺新禧”，真正缺少的并不是通知和禁令，而是严格按通知和禁令狠抓落实的决心和行动。如果处理的范围和硬度不再是“一般”或“原则上”，而是“一律”;处理的标准是“先行免职”，而不再是“批评”“教育”。如果春节后，真有“送”“|收”的官员被“一律”降职丢官或蹲大牢，还用得着年年节前反复吟唱“同一首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