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一直是山西的关键词，由煤炭而起的这场改革会产生怎样的“蝴蝶效应”？本报记者走访我省煤炭产区，近距离地观察这一年巨变。

　　一个矿工生活在“煤改”中

　　这是2009年12月25日下午5点，深冬季节，北风劲吹，井口外人迹罕至的冻土、落满灰尘的调度室的外地秤、一排排简陋的民工板房、空空如也的储煤场，这是一座已经停产的煤矿，在煤改政策发布后几个月，煤矿被太原一家大型国有煤炭企业兼并。

　　由于停产，矿里已经没有多少工人。在煤矿的小食堂前，一个精瘦的人蹲在地上拿着个碗，看样子是在等着吃饭。

　　周金甫40岁，河南口音，说起话来一笑，脸上的皱纹凝结，如同木刻画般泾渭分明。周金甫蹲在地上，一边用地上的石子乱画着图案，一边告诉记者，冬天黑得早，虽然没到吃晚饭的时间，但他已早早吃完，就要下井去了，当天活多，估计要干到八九点了，再上来的时候害怕没热饭了。周金甫现在井下做维护工作，用煤矿的专业术语来说，是“液压支柱”的工作。

　　周金甫是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留山镇杨扒村人，来山西已经有十多年了，一直在煤矿上打工。从去年开始，煤矿停工了，他的老乡矿工们基本上走得差不多了，但周金甫却选择了留下。一方面他是技术工，不是“挖煤”的，在煤矿日常维护期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他从矿上的“领导”那里偶然得知：煤矿将被大矿兼并，留下来的人可能就成为真正的煤矿工人了，有保险，有住房。

　　从23岁外出打工至今，周金甫曾经无数次想象过那个画面，如同《我为祖国献石油》那首歌描述的那样“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天不怕、地不怕、风雪雷电任随它”，那种当一个真正工人的自豪感。但他一直没有实现过，来到山西之后，他先后在柳林、中阳、离石、汾阳、孝义等地的小煤矿打工。“刚来的时候可惨了，一个月也就挣几百块钱，下了井上来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吃的是馒头大白菜。”最早他同村里的几十个乡亲，一同来山西的小煤窑打工，他几乎把煤矿上的所有活都干过了，拉板车、挖煤、提升，小煤窑挖煤主要靠放炮、铁锹，一个班一天也就二三十车，一车约400多斤，“挣不上什么钱。”

　　除了挣钱少之外，最大的阴影是矿难。“10多年前，有一次，煤矿冒顶，和俺一起来的好几个人下了井再没有上来。俺们那个哭啊，都是亲戚啊，不是叔叔辈的，就是兄弟辈的……”在周金甫眼中，山西的煤改是“有形”的，“2000年之后，煤能卖大价钱了吧，矿工的收入也高了。我记得换一个地方工资就涨一点，现在下一天井150块，现给钞票。”周金甫在一个煤矿干活几乎没超过两年的，“没办法干啊，刚开始我在一些小煤窑干，后来到矿上打工，但常常停工，附近哪个煤矿一死人，基本上这个县或者这个地区所有的煤矿就都停产了，一停产我就没收入了，只能换地方。”周金甫发现，每换一家矿，条件就好一点，山西省在几年时间内一直在提升煤矿的门槛，从9万吨、15万吨、30万吨，这次更是直接提升到90万吨。

　　“我们过几天就要去大矿上培训，听说还要考试，领上岗证。”谈到这些，周金甫有些为难，上到初二就辍学的他不知道能否通过大矿的考试“我可得用劲呢，这可是大好机会。”周金甫也给自己打着气，他知道，如果能够通过考核，那么他将和煤矿签订合同，有了养老保险，有了正式身份。

　　他的家在河南农村，家里有3.4亩地，有妻子照料着，两个女儿一个正在上初中，一个才刚刚3岁。周金甫说着有些激动，谈起了家里，他感触地说：“我也不想再过让他们担心、让自己痛心的生活了，今年过年，我能跟他们高兴地过个年，然后等着明年上工。”

　　一个煤老板的心态变化

　　“没啥好担心的，手续基本上办完了，现在好好歇着。”在太原一家酒店里，记者见到了来自长治的煤老板王实，王实是一家乡镇煤矿的负责人，这次他的煤矿被长治潞安集团兼并，这是山西煤改重点打造的几个5000万吨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之一。

　　相比于网上关于“煤老板维权”的喧嚣，在记者面前的王实却显得很平静。“大势所趋，这我早就料到了，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急。”王实告诉记者，早在几年前，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已经被勒令退出行业。其后门槛逐年加高，一直到今年已经是第四次提门槛了，只不过是从年产30万吨直接提到90万吨。

　　根据煤改政策，大多数煤老板会以参股方式在原先属于自己的煤矿中占得一席之地。山西本土的私营矿主王实则显得轻松很多，他称同意兼并，“虽然比以前挣得少，但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收入，而且少了很多风险。”王实的话不无道理，在煤炭资源整合前，他的感觉是“老怕出事”，有段时间都怕手机响，怕接起来就听到“煤矿出事的消息”，那可“麻烦了”，甚至可能触动刑律，被抓被罚。

　　王实是上世纪90年代末涉足煤炭产业的，当时他承包了村办的一个年产3万吨的煤矿，这在当时已经算是规模可以的小煤矿了。“煤炭行情那时候不好，煤炭的主要销路是本省，也就是附近几个厂子。”但2003年后，煤炭行情一天比一天好，王实尝到了暴富的感觉。

　　不过，富了以后的王实,也开始感受到煤炭的不稳定性带来的种种压力。

　　对这次煤改，王实持中立态度，他既为自己卸下了担子而轻松，又惦记着担子里那些原本可能会属于他的财富。“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安全了，不再操心了，有种上岸的滋味。”

　　一个官员说“山西模式”

　　2009年12月底，山西省国土厅11楼临时的国土采矿证办证大厅，人来人往，走廊拥堵。走廊的两端连着一个“巨大”的办公室，说它巨大，是因为这是由会议室临时改造而成的，大厅的布局非常简单，将桌子横向或纵向对等排列，随处可见摆着“长治市”、“临汾市”之类的桌牌，它们将大厅分成不同区域。一位国土部门人士表示，这种集中办公的模式很有效率。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领导也高度重视，并向山西省政府立下军令状:“到12月中旬，换证率达到85%以上。”这里办理的是煤炭企业所需“六证”中的第一个——采矿许可证。

　　这种集中办公，提高效率的方式正是这次煤改政策之下山西政府煤炭管理部门的一个工作缩影。据了解，为了在2010年前完成煤炭资源整合，整个“流程”都在高速运转中。

　　在负责审批的一位负责人孙淑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从上午9点开始，孙淑的办公室就没有停止过来人，门口还排着长长的队伍，都是山西各地上来的煤炭企业代表。“时间紧，任务重。”这句老话用来形容他的工作一点也不夸张。

　　这边是银行来人询问一个被兼并的煤矿企业所欠贷款问题，另一边是地市煤矿企业就采矿许可证上名称问题进行咨询办理。“时间上有一个硬性规定，原先是9月份要全部完成，对我们这个部门来说，这也是死命令，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许多手续要审核，许多材料要重新评估，所以必须有这样一套效率高的办公模式。”

　　他所说的这种效率高的办公模式，使得办证时间由原来的40天左右缩短到现在的四五天。

　　而此次煤炭资源整合，也成为一种“山西模式”，内蒙古、山东和河南等省(区)派代表来山西调研取经，对本地区煤炭行业进行整合。

　　孙淑告诉记者：如果这次煤改山西成为“样本”，对山西政府来说也是一次执政能力的提升。

　　一大批山西的煤矿，正在经历着这样一个改革的进程，停产、整顿、兼并、重组，一大批小煤矿正在迅速地消亡。山西终结小煤矿经济，迎来大矿时代，会对山西有着怎样的改变，人们期待着。(王实、孙淑为化名)　来源：山西晚报　记者 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