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最后一天，我看到的最后一条新闻是“中国煤炭第一股”潞安环能去年瞒报四起矿难，2010年1月3日，第一天上班看到的是湖南郴州通报51名官员违规入股、官煤勾结案。时间链上衔接如此之紧的两桩“惨案”，恰巧是位于官商利益链上因和果的两端。

　　郴州官股案涉及煤炭局、环保局、建设局、公安局等重要监管部门，是该市煤矿“散、乱、差”和安全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2005年9月22日是国家公职人员自动从煤矿撤资退股的最后期限，这只是意味着“靠山吃山”不能再是显规则，但潜规则照样让“大限”成“无限”。

　　表面上看是权力捕获了矿藏，但政治经济学的“捕获理论”告诉我们，利益集团的坐大却可以最终捕获官员、捕获权力。

　　王进在《山西煤老板》中记述，老板不愿出三万元更新一根缆绳，最后因为缆绳断裂，十几条鲜活的生命魂归黄泉。前来采访的电视台记者感慨地说：这个矿主出百万包二奶，出千万勾结官员，竟然舍不得出三万块为矿工们买一条安全带。

　　被称为“京城四大傻”之首的煤老板其实不傻，让官员们参股分红，便和矿主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作为交换，官员利用手中职权，为之提供便利和保护。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五毒俱全”却可以“六证齐全”。

　　这样一个风险和暴利并生的危途，让临汾市委书记的官帽成为烫手山芋，长时间无人应征，也让横山官员在官煤勾结暴露时发出雷语，指责记者管得太多。为遏制矿难，政府设置了重重关卡，客观上也为官员制造了大量的寻租机会。为打通关卡，矿主必须和官员结盟。对官员而言，只要不出事，做几年换个地方即可终生受用。

　　这样的利益链条形成独特的地方生态，不会因为某一位官员的去职而中断，更不会因为一个新官员的任职而改变。官员监管权力很大，其实可以作为的空间却很小。这就是被捕获者的悲哀，在煤矿安全生产等社会性管制领域，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都处在利益共同体中，可能导致监管者被收买，致使社会性管制失灵。

　　捕获官员的不是煤老板，而是盘根错节的既定利益格局。在现有格局内想破局真的很难，倒是有一句名言很有启发：真正的力量，来自于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付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