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不断加强煤矿安全监察执法力度，全力以赴打好煤矿整顿关闭和瓦斯治理攻坚战，为调整优化煤炭产业结构、有效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奠定了基础。据统计，10年来，全国煤炭年产量由10亿多吨增长到近30亿吨，百万吨死亡率却由5.4降到1以下，这些都充分印证了我国现行的“国家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责”的煤矿安全监察格局的制度贡献。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在《在纪念煤矿安全国家监察体制创建十周年座谈会》上也指出，“实践证明，建立煤矿安全国家监察体制，是新形势下加强煤矿安全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战略举措，完全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安全生产工作的实际需要，必将因其里程碑意义而载入史册。”

　　从经济学的视野来看，煤矿和其他企业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个财富的创造者，是一个利润的发酵机。当下，我们正大踏步地向市场经济转型，市场经济强调经济主体的自主与自由，企业的潜在诉求都希望政府公权力“管得越少越好”。但是今天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调对煤矿的监管，强调政府在煤矿安全生产中的公共责任。这是因为煤矿安全生产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利润，关系到国家的税收，关系到百姓的收入，更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煤矿安全生产问题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煤矿安全生产已不仅仅是企业内部的事情，它关系到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甚至国际问题。政府的公权监管因而成为必要和必需，所以，不管经济体制改革的基调是多么的趋向于市场自由，不管煤矿的产权体制改革是走向国有化还是民营化，抑或是“混合化”，政府对煤矿生产的安全监控都是永远不会缺位的。实践证明，诸多安全事故的发生，都是由于安全生产投入不足所致。煤矿作为一个企业，追求利润是他的天职，是他的本能，我们不能指望他们的良心发现，主动加大安全投入，而应通过法律责任的追加，让煤矿不敢忽视安全成本，不在安全生产上“偷工减料”。

　　煤矿安全监察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公共管理活动，现行的煤矿安全监察体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矿难的泛化，但我国煤矿安全状况一直不容乐观，百万吨死亡率一直远远高于世界上其他产煤国家，却是个不争的事实。我国现行的国家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责的煤矿安全监察体制存在多头监管、重复监察、监管不细、监管缺位、权责不分等不足。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现有煤矿安全监察的法律法规既有相冲突的地方，也有许多法律的漏洞，另外还存在操作性不强的问题；其二是由于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纠结而造成的，部门利益之争造成交叉监管多头监管，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监管不力监管缺位的问题。

　　煤矿安全监管是一个系统工程，安全监管不仅要强调事前的监督和事中的监督，尤为重要的是要强调事后监督。事前监督强调相关制度的健全，事中监督强调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事后监督就是强调对违法责任的落实，也就是要匹配司法权力，让司法成为根治矿难的终级力量，这既是落实法律权威的必要，也是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制衡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