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铜川矿务局金华山煤矿武永发

村长打来电话，说村上要修一条六公里长的水泥路，这样就可以和乡上联起，彻底解决乡亲们出行难的问题，可是目前，自筹资金的缺口仍很大，你是知道咱村上情况的，硬摊不现实，自愿捐大家又拿不出，所以村委会研究，希望在外边工作的村上人能为修路捐些款。

村长把他的意图说完，还特意把电话给村上年长辈高的德勤爷，让他再给我动员动员。德勤爷接过电话，用他那没牙漏气的嘴，说了半天，我耐着烦听完，他无非也就讲了三层意思，其一我在外边事干的多好，给乡亲们长了脸；其二诉了一番苦，说乡亲们生活有多艰难；其三强调了一下修通这条路的意义。尽管德勤爷的口齿不清，词不达意，我还是听明白了他说了这么多其中心意思就是要给修路捐些款。

我当时没有明确表态，放下电话我陷入了沉思。

要说修路，这的确是件好事，这条路也早该修了。

我的家乡地处黄土高坡，泾河南岸，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土壤微含沙，土层厚，较肥沃，加之泾水穿村而过，灌溉方便，一年两料，很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尤其是滩地上种出的各类蔬菜鲜嫩味道纯正。在泾河两岸，陕甘两省的市场上颇受青睐。但是蔬菜要进入甘肃市场，隔河渡水实不方便，在本地销售，离县城三十里路，15里就是山路。长期以来造成了种菜不愁卖菜愁的尴尬局面。年轻后生们受不了这种苦，纷纷外出打工，一去不复返，哪怕是在外地入籍招赘，当上门女婿，也不愿再回到村上来，大姑娘们一到十七、八就张罗着在外地找婆家，愿望是嫁的越远越好。如今村上只留下一群老人，妇女和儿童，守望着家园。

要说捐款，也是应该的。毕竟那里是生我养我的故乡，黄土下还躺着我的祖宗。咱们中国人不就讲个认祖归宗，叶落归根，故土难离，乡情难忘，乡思梦难断嘛。然而，提起故乡，这么多年来，我似乎情不浓，思不深，怨恨多于依恋。这倒不是咱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而是故乡在我儿时的成长中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在我幼时的记忆中烙上了抹不掉的愁怨，使我幼小的心灵遭受了太多冰霜的击打，未曾成熟的身躯饱受了诸多无情的折磨，以至于后来的参军，可以说是一次被逼无奈的“逃亡”。

1970年，那时我七岁，正上小学一年级，农村的学校每到麦收季节，都要放十天忙假，让孩子们回家帮助生产队里龙口夺食。由老师组织我们每天三晌去割过的麦茬地里捡拾落下的麦穗儿。回来之后，过秤计分，交给生产队。可是有一天，我也不明白是咋了，我把拾得的一篮子麦穗儿没有送到生产队里的麦场里，鬼使神差地提回了家。这事被几个小伙伴揭发了，当晚生产队里开大会，在批斗那些“四类分子”的时候，把我也押上了台，说我偷了队里的麦子，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地富反坏右的狗崽子，搞反攻倒算，破坏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这些我完全弄不明白，只是觉得有些委屈和害怕，一被押上台就放声大哭。母亲看到这里，箭步上台，护住我，跪倒在驻队干部的面前，可怜巴巴地说：“娃错了，娃还小，你们不能这样”。对于母亲的哀求，驻队干部没有搭理。母亲又转身向时任生产队长的德勤爷求饶。却见德勤爷铁青着脸，把头扭向一边，只是吧嗒吧嗒的吸烟，这时，和我一同站在台上接受批斗的大伯突然对驻队干部说：“你们放了娃，娃小不懂事，麦穗儿是我让娃提回去的”。这时才见德勤爷扭过头来，抬脚在鞋底子上弹掉了烟锅里燃尽的烟灰，慢腾腾地把烟袋锅别进裤腰带上，扶起母亲说：“把娃领回去吧”。

据说，那晚“四类分子”的大伯在驻队干部的授意下被民兵小分队的人轮流着折磨了半夜。第二天一大早，大伯便被民兵小分队用枪押着送到朝阳电站劳动工地上接受监督劳动。

那年月，不知为啥，人们每天都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到头来没有多少收成。正如乡亲们戏 地说：“辛辛苦苦一 料子，粮食打了一帽子，把高粱颗当仁丹的分着吃”。此话有些夸张，但却道出了农民的艰辛。“花钱靠贷款，吃粮凭返销，姑娘往外跑，小伙象难找”，基本上是我们村处境的真实写照。当时，吃返销粮是乡亲们最大的渴求和奢望。否则，只能是瓜、菜代了，记得有一年，放学回家，吃罢早饭，母亲说，听说队上分返销粮，你去看看有了分回来”。于是，我便背上口袋和二弟一同去了。谁知到队上一问，队长说没有我家的。我问为啥？队长说不为啥，就是没你家的。一听这话我有些不愿意，随口骂道：“日他妈，这是不让他人活了”。刚一骂完，未等我转身离开，队长飞起一脚把我踹倒在地说：“你狗日的碎怂骂谁哩，你真不想活了”。挨了一脚，我连爬带滚地跑回了家，半天坐在门槛上没说一句话。可惜我当时年纪小，没有力量，否则我都有拿刀把队长砍了的心思。后来在别人的指点下，每当返销粮到来之前，母亲都要打发我或二弟给队长家送去几个鸡蛋，走走后门，从此以后，每次来返销粮，我们家多少还能分些回来。

由于父亲在外工作，我们弟兄几个年纪尚小，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女劳力，每日辛苦一天只能挣回六分工，是村上的缺劳户。每到夏秋二季分粮，，基本上都是按劳动日分粮，分配的工分完不成，还要向队上缴缺粮款，父亲寄回来的钱，除购买黑市粮以外，其余的全部得缴缺粮款。

初中毕业以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社高中。夏末一天，我回家背馍，母亲让我先把粮分回来再去。我只好把馍搁在场里的碌础上，排队分粮。等到排到跟前，生产队会计算盘珠子一拨说 ：“回家拿缺粮款去，不缴缺粮款不给分”。

“多钱？”我问会计。

会计说：“四十三”。

我说：“家里没钱，你先把粮给分了，等我爹把钱寄回来了再缴行不行”。

“不行”。会计的态度很坚决，顺手把我推到一边。

看着分到粮食的人扛的扛，抬的抬往家走。我站在一边摸摸肩上的空口袋，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当即决定不上学了，我要挣工分。于是，便让二弟把馍替我背回家。当天下午我就参加了队里的生产劳动。晚上，我挨了母亲的打，却挣回了五分工。看着劳动计分手册上凭着自己的劳动挣回的五分工和放在一边的背馍布袋，我的心里说不出有多难受。
从此以后，虽然使我们家走进了余粮户的行列，可是失学却给我留下了终生的悔恨和遗憾。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我们这个山疙崂之后，大伯摘掉了“四类分子”的帽子，高成分也不再是决定一个人命运和前途的羁绊了，封存了几年的心扉开始活泛了，每当夜幕降临，躺在窑洞的土炕上，我自问自己，过早的辍学已经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难道就真的这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过一辈子吗？不，我要走出这穷山沟，找回我本该拥有却又失去的一切，逃离这日弄人的穷山恶水。可是，我又怀疑自己的能力，扪心自问：“我能吗？”

冬季征兵的时候，我抱着试试的心情到公社报了名，谁知，命运出现转机，如此的顺利，公社目测，上县体检一路顺畅，担心的政审也无磕无绊地过了关。终于穿上了使许多青年人眼红的绿军装。临行前，母亲 掬一把黄土说：“带上，出门后换水土，肚子不舒服了，泼水喝能好些”。我接过母亲手里的黄土，手一扬撒在地上说：“用不着，我就等着换水土的这一天”。

就这样，我带着对故土的怨恨离开了故乡，没有依依不舍的眷恋，没有生离死别的愁肠，昂首阔步地走了。这一离就是30年啊！

收住回忆的闸门，抹去挂在腮边的泪水，这款到底是捐还是不捐，我的确拿不定主意。当晚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表达了我的矛盾心理以后，父亲说：“娃呀，我知道前些年你们在家遭了不少罪，受了不少苦，可那不是故乡的错，也不是乡亲们的错，人们不是常说，月是故乡明，亲里故乡人嘛，要说乡亲们还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能帮就帮吧，这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可咱这里 乡亲们的日子过的还是差啊！这几年我回乡居住，村上对我不错，再说将来路修好了，你给我和你妈上坟烧纸也方便多了”。

听了父亲的话，我顿时打消了积聚在心头的疑虑，一下子消除了对故乡的怨恨。决定，明天一早就回家捐款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