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5岁就开始争取入团，争取了13年。最后，团委书记说这家伙都28岁还入不了团，就让他入了吧，结果入团3个月就退了。”这是陈建功苦涩的回忆。

　　1957年，8岁的陈建功随父亲来京。小学3年级时，老师要求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贺词。陈建功笑了，写贺词？小儿科！于是，就把贺词写成了贺诗，结果被斥为“偷懒”而蒙羞。怏怏不乐地回到家，母亲细一问，哈哈大笑：“你高兴才是，你并没有错，别出心裁，与众不同！”多少年后，陈建功一直感念当年母亲保护了自己写作创新的胆量。

　　1964年，陈建功考高中，作文的考题是《我为什么考高中》。陈建功又别出心裁地把作文写成了一封给妈妈的信，用书信体切入了考题。当时在北大附中任教的母亲恰好参加北京市海淀区的阅卷，回来大赞一个孩子如何如何聪明，把作文写成了书信体，因此而获得加分奖励。考生的名字是密封的，母亲不知道她夸奖的就是自己的儿子，更不知道儿子所为，源自小学时代所获得的“怂恿”。

当了10年煤矿工人

　　1966年“文革”开始，高考取消了，陈建功去京西木城涧煤矿当了整整10年煤矿工人。最底层的社会劳动让陈建功刻骨铭心：“一开始是打岩石，扛个风钻，打通通往煤层的道路。每天都是早上4点半起床，匆忙吃点东西就出发。”“到井口要穿过一个山谷，冬天寒风凛冽，我要把身上的棉袄扒光，光溜溜地穿上冻了一夜又潮又冰的工作服下井干活。8小时后再从井下出来。”陈建功回忆说，那个时候还经常搞会战、献礼，天天顶着炮烟冲，得猫着腰，几乎是爬着进去，才能不被呛着。

一边挖煤，一边读书、创作

　　“‘文革’时期，除了《毛选》和马列，几乎无书可读。我妈妈当年在北大附中图书馆工作，她把很多封存的书偷偷拿给我看。煤矿也有个图书馆，当时清理所谓‘四旧’，把很多好书拿出去化纸浆，我就去跟老头儿聊天，然后乘其不备，偷偷往棉大衣里藏书。那时候，看了不少书。就这样，我读了10年，算起来上两个大学都毕业了！”

　　“后来，从（20世纪）70年代有一些文艺刊物复刊了，开始发现有文艺作品发表了。我就想，先写写东西，以后能从事文字工作也比下井强。”

　　一天，陈建功下夜班时不由得背起曹禺剧本里的一句诗“太阳出来了，黑夜即将过去，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结果被治保委员听到，便诬告他攻击“红太阳”，于是他被打成“反革命嫌疑”，时不时去参加一些“宽严大会”，惶惶不可终日。

　　不久，矿区要搞个劳模赛诗会，领导问陈建功能不能给写一段诗。一直被当作反革命看的陈建功十分高兴，于是赶写了一首诗，大约就是“煤矿工人这双手，敢上九天摘星斗”之类。领导一看，说写得不错，让陈建功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定稿。“随后，我的诗就被恩准去人民大会堂朗读。可不是让我去朗诵，是我们矿的劳动模范去读的。第二天，这首诗被登在《北京日报》上，署的当然是劳动模范的名字。因此，我的第一篇作品是用别人的名字发表的。”1973年12月，《北京日报》发表了陈建功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铁扁担上任》。

　　陈建功认为，任何人生的遭际和坎坷，都是丰富阅历的一部分，都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资源。

1977年是人生拐点

　　1977年10月高考恢复。1978年初，陈建功作为27万幸运儿之一踏进了高等院校的殿堂。北京大学的学习给陈建功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创作水平迅速提高。1979年，短篇小说《盖棺》发表，当即被《小说选刊》选为创刊号的头题。大学毕业时，陈建功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书——短篇小说集《迷乱的星空》。

　　这一时期，陈建功连续发表《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等代表作并连续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为文坛瞩目。大学毕业，陈建功进入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

　　1995年2月，陈建功调中国作协工作，走上自己在文坛上的另一个起跑线。(《北京广播电视报》3.30　余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