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人民网传媒频道“老记者系列访谈”节目。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蒋铎老师来给我们做访谈。蒋铎老师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曾任人民日报摄影组组长、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 ...

内容：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人民网传媒频道“老记者系列访谈”节目。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蒋铎老师来给我们做访谈。蒋铎老师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曾任人民日报摄影组组长、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现在是中国新闻摄影学会荣誉理事，蒋老师曾经多次担任新闻评选评委、全国摄影评选评委，1997年的时候，蒋老师被评为“全国百家新闻工作者”。

　　蒋老师的拍照讲究真实、生动和自然，他在采访中自觉走新闻摄影的抓拍之路，蒋老师结合实践写过《新闻摄影与解放思想》、《从乌干达干旱是否摆拍说起》等有关新闻摄影的文章。1994年蒋老师出版了《抓拍――纪实摄影、新闻摄影的基本方法》，2003年11月，蒋老师获得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授予的特殊贡献奖，2006年12月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50周年的时候，蒋老师被评有突出贡献摄影家。蒋老师好。

　　【蒋铎】网友好。主持人好。我想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来讲一讲我自己几十年的新闻摄影的路程和经历。我今年已经70岁了，退休了好几年了。刚才主持人讲到我那些头衔或者荣誉，那都是过眼烟云，都是虚的，我现在实际上是一个老学生，虽然退休了，还在那学习，还在那关注着新闻摄影事业。今天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讲一讲自己这几十年怎么走过来的，包括一些失误。主要通过照片来讲一讲自己对新闻摄影的一些想法、经验，包括教训，包括一些我的主张。通过图例来看。

　　启蒙期――第一次面对面拍摄周总理

　　【主持人】今天您是第一次来到访谈现场，您一直在不同的场合说自己是小学生，一直在学习。今天我们就一边回顾，一边跟您学习，我们今天在座的网友和在座的我，是您的学生。我们从照片开始。

　　【蒋铎】我的题目就叫“我的新闻摄影之路”。我真正拿起相机拍照片是1963年，而且第一次就非常有幸面对面地拍摄周总理，那时候拍新闻照片记者都划定一个区域，你只能站在那个位置。我们那时候是60年代，跟那时候不一样，总理是亲自到机场迎送外宾，后来简化了，现在大家知道，都是在人民大会堂。那时候总理经常去机场接外宾、送外宾。

　　警卫就在身边。所以记者拍照片也不是划定一个区域，而是就在总理面前去拍。所以我印象很深的第一次采访，就直接面对着我非常崇敬、敬爱的周总理。

　　【主持人】见到敬爱的总理，有没有非常激动？

　　【蒋铎】以前都是从电视电影里看到的，面对面看到总理非常兴奋。拍照片时，激情需要，兴奋也需要，但是拍的时候要很理智。当时，我刚开始拿相机，很兴奋，也很紧张，这时候反而耽误事，当时可能有点手忙脚乱。这张照片还可以，是一个合影，站在那比较容易拍。

　　这张是当时拍时候挑出来的，还可以。所以我感觉摄影的时候不能太激动，还需要冷静。另外，也讲到技术。那时我刚刚接触新闻摄影，还是启蒙阶段。

　　【主持人】您什么时候发表的第一幅照片？

　　【蒋铎】我现在回忆起来，好象也是1963年的5月2号，董必武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出席一个游园会的时候，他们老两口，我用的是120的相机，打了一个闪光灯，在树荫下面拍了一张。第一张照片见报也很兴奋，我的照片居然见报了，是第四版。那时候一个是国庆，一个是五一，第二天都是一个整版的照片。董老的照片是在第四版的画刊。

　　【主持人】第一张见报了，您一下子激动起来了。

　　【蒋铎】头一年，第一次面对总理的时候，拍摄难度比较大，因为总理要往前走，记者要往后退。董老那张照片在五一节比较好拍，因为他坐在那，不动了。国庆拍摄难度也比较大，因为被接见的群众、游人动得也比较厉害，所以当时把握起来比较难。当时还是拍下来一张当时的年轻人说“毛主席万岁”的照片，那一代年轻人对毛主席的纯洁感情，我还是拍下来了。那一段时间我是启蒙的时候，我当时庆幸自己能够比较客观地把这些东西拍下来，没有完全被见报所局限，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这幅照片也是我现在的一个脚印。

　　当时照片里这些女孩子穿的服装都是节日盛装，我们现在看起来无所谓。而且她们的感情是很真挚的，理着学生头。我当时本人也是这种感情，在拍摄间隙我也想回头看看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太远了，只能看一个动作。1963年的国庆也是一次难得的拍摄机会。

　　另外，这次采访我还拍了一个大的场面，在1963年游行队伍里面，一个主题的标语就是“人民公社万岁”。

　　【主持人】我印象中拍广场、拍游行，要不然在城楼上，要不然在金水桥前。您当时怎么想到要拍这个地方？

　　【蒋铎】因为没有这个制高点是拍不出这种壮观的场面。只有站得高，看得远。站得高一点，看得就大一点。所以我觉得新闻照片，既是作为一个新闻的载体，第二天要见报，这张照片第二天见报了，同时又是一个历史的见证。1963年的口号是“人民公社万岁”。新闻照片有这种功能。

　　在我的新闻摄影实践的启蒙期，也拍了一些记录当时社会生活的照片。这幅照片是“人民公社”，社员在那里锄草。这是1962年底拍的。

　　【主持人】画面是这样子，画面中间是站在一条线上的农民在劳作，在锄草，中间比较突出的是一个梳着长辫子的姑娘，她旁边并排站的是一个老太太。蒋老师拿出这张的图片来给我们看，您的想法是什么？

　　【蒋铎】当时拍也没有现在这样的想法。还不知道人民公社是怎么样，那时候，就有一种自然的意识，那时候已经模模糊糊有这种想法。所以这是原汁原味的一个劳动现场。现在看起来，挺有意思。你看这一排人没有靠前的，没有靠后的，不管60岁的老太婆，还是20岁的年轻女孩，都在一条线上，当时人民公社社员都是这样的，干活一块干活，谁也不要靠前，谁也不要靠后，8分就是8分，10分就是10分，也不要去争，现在看，就是有这种内涵在里面。

　　这幅照片也是1965年拍的，这是“学大寨”的。也是记录当时在全国“学大寨”，修梯田。你当时问他是在干什么？是把山削平了以后，种地，学大寨。宣传人定胜天的理念。这是碰上的镜头，也不是事先安排的。

　　【主持人】当时您都是拍这些比较自然的，不去干预他们。

　　【蒋铎】不是。那时候要求一点也不干预，整个的政治背景不一样，政治环境不一样。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在1958年，那是另外一个老同志拍的，稻子丰收以后，稻子上面站着几个小孩，那是一幅很有名的假照片，就是形容高产，他是把几亩地的水稻集中在一块，在这儿站几个小孩反映丰收。当然记者也有责任，应该说还是那个时代背景。就是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完全不摆在那，也做不到。但是我内心还是崇尚比较自然的东西。

　　这张是“大炼钢铁”的照片，当时最着急的是炼钢铁。是在重钢拍的，当时拍的时候就是因为钢铁很重要，但是现在去看，你看炉前这么多人，人海战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靠电脑了。这幅照片是群半工半读的小学生。完全是遇到了，远远看到，就停下来，拍他们。我觉得这是我的性情。我喜欢这样拍。这样拍舒服。现在教育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那时候就谈教育改革。这张照片是他们背着筐割草回来，然后再读书。

　　新闻摄影是两面，一面是作为新闻，一面是记录历史。这两幅照片，一般幅是1965年拍的。这是家属连像战士扛着枪一样，这一幅是1995、1996年拍的，整个大变样，他们都说这是大庆吗？好象深圳。所以我有个想法就是“变化出新闻”，咱们这个时代应该是变化最快、最大的时代。所以作为一个记者，应该有意识地记录那些变化，不要见报就拍，暂时见不了报就不拍。不要这样子，要看得远一点。这两幅照片一对比，就可以看到大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摄影记者――用镜头实现梦想

　　【蒋铎】下面一个单元，我想讲，新闻记者要有梦想。刚才我讲1963年我拍的大学生，那时候也是偶尔看看天安门，因为非常想看毛主席，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文化大革命”以后，机会多了。这是1966年9月初，马上国庆要到了，这时候我做了一个梦，因为上天安门城楼这个事名额很有限，最多两个，我说能不能在金水桥那架一个长一点的镜头，在那拍不是更好吗？在那既不影响毛主席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也不影响老百姓，我还可以从容地拍。

　　就这样一直想，这样的话不是很好吗？所以我就和我的老师，当时是我们摄影部的负责人讲，我说我想弄一个长镜头，在金水桥上拍，他说这个好，可以，咱们想办法。然后就打电话，打了很多电话。那种镜头是很专业的镜头，不好找，很难找。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找到一点线索，据说体委有，人家要拍珠穆朗玛峰，最后联系说你们干什么用？我们说我们要拍毛主席，他们一听要拍毛主席，说可以，所以很顺利地借到了。借到了以后，简直是太高兴了。

　　【主持人】怎么解决去那拍的问题？

　　【蒋铎】当时没有限制，不像现在。当时是敞开了大门。但是事先要做很多准备，一次次地去试机器，相应地练习，尝试胶卷的感光度怎么样。

　　【主持人】当时您用过这个长镜头吗？

　　【蒋铎】没有用过，第一次。1000毫米。拍一两卷，往天安门上拍，尝试，国庆那一天夜里面起来。起来以后赶到现场，不是我一个人，整个我们摄影部的人，不同的岗位都在天安门城楼上面，有的拍广场的，有的拍群众的。我们当时弄了一个大架子，为了稳定，为了清晰度好。早早地做着准备。上午10点的时候，《东方红》乐曲一响，毛主席出现在我的镜头里面，圆了我一个梦。那次拍，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也有两个记者，还有新华社的很多记者，在天安门城楼上拍，但是第二天人民日报一版用的两幅照片都是我这次用长焦镜头拍摄的。

　　【主持人】用长焦镜头，有没有和我们网友交流的经验？

　　【蒋铎】第一点，摄影记者的采访机会一定要去争取。显然我成功了，这个机会是我争取来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好的记者，不能够完全去等，要有一种进取精神，我觉得这很重要。

　　要有梦想，要去争取。要想成功的话，这是我的一个经验，要有这种精神。现在很多年轻记者在这方面都是很出色的。像法制报的居杨，跟你一样，是一个摄影记者，很出色，她就是很进取，本来没有她的事，她就进取。比如1998年抗洪，她可以到第一线去，拍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活动，她没有什么证件。我觉得作为一个合格的记者，这种进取、争取机会，应该是必备的素质。

　　【主持人】只有这样才能抓到好的镜头。

　　【蒋铎】但是在拍摄技巧上，很长的镜头要求稳定性更高，所以当时要用很重的三脚架，调焦稍微差一点，就不是很清晰。所以当时我们把头都蒙起来，这样来调焦。三脚架是特别重的。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像近拍的一样，很清楚，包括前面的几幅。

　　这是第二年拍的。这张照片曾经在人民日报用了一个整版。这个镜头不是借的镜头，是人民日报买的镜头，后来买了好几个这样的镜头。当时他们一看人民日报用这种办法拍照片，其他的兄弟报纸也都纷纷地用这种长焦距镜头相机。说起来也耗了不少国家外汇，那时候国家很穷，“罪魁祸首”应该是我。

　　新闻拍摄不能拍到谁就是谁，还要抓他特定的气质。比如毛主席，不要去崇拜他，但是他本身确实有超凡的气度，他指挥那么多重大的战役，打过那么多仗，又是长征，又是井冈山，又是诗人，又是政治家，所以我想怎么样通过镜头、视觉表现他。他的这张照片可以叫做“远望”，当时他74岁了，这张照片在人民日报整个一版刊登。

　　这是1966年拍的。如果说哪幅照片是我的代表作的话，这张可以算。这是到了11月份，老人家当时检阅，一般都要走到东头和西头，这两头都要走，有时候不止一次地走，这是他走到西头的时候我拍的。我想讲一个道理，现场拍摄记者在现场，不要太死心眼。我当时的位置是在金水桥，我当时发现他两头走，两头可以有机会拍摄，而且可以改变画面。我看今天可能还要走，这是11月3号的时候，我就扛着相机走过金水桥，然后登上观礼台，那距离就很近了，最多30米的距离拍的。他老人家一次也是站了五六个小时，有时候中途还要挥挥手。我记得那时候他喊了一句话“人民万岁”。

　　这个画面比较完整。这张照片可以说是第一大盗版，你看黄山或者五台山还有桂林，你看卖纪念品的，大量盘子上、笔筒上都是这张照片，但是你想打官司，也找不着是谁盗版的。肯定是仿着我这个做的。照片一方面是新闻，一方面又是记录历史。历史不能留空白。历史也不能去改变，去涂改也不行。所以去看这个历史，照片还是有价值。

　　这张照片是在1966年的6月份。为什么是6月份呢？因为当时是6月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入人民日报，他主持起草了一篇社论，叫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你看后面的标语就是这样的标语。有一些年轻的读者看到这幅照片，说这是烧什么呢？当时“文革”开始的时候，就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所以烧的书都是有关这方面的书。有的专家说，文化革命实际上是从“革文化的命”开始的，我觉得说的挺妥贴。前几天我又去了这个地方，就是东单广场，现在又是体育场，又是高楼大厦，我当时看了以后，真是沧桑剧变，因为我是亲历的，我拍照片了，再看这个场景，真是感觉心潮起伏。

　　这是在1968年给周总理拍的，当时一看，心里怦然一动，感觉总理怎么成这样了。他的剑眉紧锁，当时他承受的精神压力也是很大的，在一个夹缝里。这边是毛主席，那边是“四人帮”，还要保护一些老干部，所以他费尽心机、废寝忘食，当时心里很难过的。

　　这个口袋鼓着，我觉得很可能里面是带着药，因为他当时犯着心脏病。我估计十之八九是急救丸。可是他在1966年的时候表情是这样的，两年之间把人累成那样了。前后一对比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拍摄上说，因为我们那个时代，我们拍摄一定要捕捉领袖容光焕发、满面笑容的镜头。他一笑，我们才拍。他发愁，我们不拍。我当时毕竟拍到这张照片了，他也是领袖的一面，还有常人的一面，他也有他的痛苦，也有他的困难。所以，这一点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庆幸，我拍到了总理。这张照片的题目就是“周总理在1968”，那时候他最困难，又是林彪，又是“四人帮”，又是“英国代办处火烧”的事件都是那段时间发生的。

　　活跃期――坚持抓拍 如鱼得水

　　【主持人】您拍人物的时候，不仅只拍风光的一面。您拍的这些照片里面真实地反映他生活的各个角度。我记得好象罗丹说过一句话，只要存在的就是对的，就是好的，如果是摆弄过的就是丑的，不真实的。

　　【蒋铎】罗丹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伟大的雕塑家。在他之前的雕塑都是神像，都是围襟正坐，拍政治人物也是这样，他出来以后，把神人化了。格塞尔记录他的一些言论，格塞尔是一个作家。格塞尔和罗丹聊天，说你这个方法跟别人不一样，别的雕塑家都是把人请以后，让模特摆出一种姿势，他们开始雕，他说你不是，罗丹说我怎么样？你是让模特很放松，随便，你把他们的动作捕捉下来。罗丹说，我是这样的，我更尊重模特。别人那样雕刻，能把人当成木偶，我要捕捉活生生的运动。总理的照片，也可以这样。总理既是一个领袖，又是一个人，拍他的真实情感。

　　这张照片是2004年的时候在《人民摄影》报，给我办了一个展览，展出了我的30几幅照片，包括前面看到的一些老照片。有一位年轻的观众，看了以后，在我的照片面前热泪盈眶。当时我就把她拍下来。当时，有人很奇怪，说现在很幸福，为什么看到这些老照片还很落泪？但是当时她也说了一些理由。

　　我前面的照片是讲到一些在启蒙期。我的新闻摄影进入比较忙的时期，是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就是改革开放。中央恢复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传统以后，我更开始忙了。但是这个时期拍摄领袖少了，所面对的活生生的新闻多了。因为这个时代面临着一个转折，改革就是一个转折，是观念的转轨。1963年，人民公社是那样的，到后来要改变。我有一种紧迫感，要抓紧时间多拍。

　　另外从拍摄方法上说，我一直崇尚抓拍，我喜欢自然的，这时候好象如鱼得水，我就可以真实地反映生活，面对生活。所以这样我就进入了一个拍新闻照片的活跃期。

　　【主持人】能给我们讲一促使你这样的转变，肯定你曾经有摇摆过，为什么后来决定一定要在旁边抓拍呢？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事情。

　　【蒋铎】真的有一些转折，刚才大家看到的都是我现场抓的，因为你作为记者不能交卷也不行，因为也有一些摆了以后拍，为了登报也有这样的拍，但是从我个性出发，我认为自然才是我，我看到什么，拍什么那才是我。但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局限。所以有了这个转折以后，因为讲究实事求是了，我就可以直观地、视觉的，我看到什么，更多的按照新闻规律办，我就有这种自由了。

　　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故事。正好这个转折是1978年和1979年，1978年我拍了一个反映儿童的照片，叫“祖国的花朵”，整个一版都是彩色照片，从各个方面反映孩子的生活。那个照片几乎都是摆布的，因为摆布的照片拍出来以后，不是别人批判我，反响还挺好，我的新闻作品生涯中，来了很多信来称赞我，说我照片拍的非常好。因为过去都是假、太空的东西，但是我拍的孩子都是关于他们学习、他们成长的东西，虽然是摆的，但是还是让人眼前一亮，他们还是感觉很新鲜，眼前一亮。但是我自己还是在反思，这样拍不行。

　　其中有一幅照片叫“三好生”，反映一个三好学生，我拍他上课时候一个肖像式的，校长一听是人民日报来人，很重视，我说这个小学生要眼睛大大的，不要太胖，不要太瘦，校长挑出五六个小孩，因为他不在状态，怎么看都不行。最后勉强挑了两个，我就导演。拍了以后，见报了，虽然见了报，也受了表扬，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这不是我。

　　到了第二年，1979年，当时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又是五月份，我再拍一次，这次很明确地我用我自己的方法，所谓抓拍，我想抓拍最本质就是以生活为第一，记者是服从于生活，我的工作是选择，这样我花了几天时间，我不声不响，学校说你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没有要求，就让我听课，我开始一进去的时候，孩子觉得来了一个生人，我听了几节课以后，孩子也就无所谓了，这样我就进入了，我拍了一个小孩，就在黑板上默写生字，他的表情、眼神、嘴角都是完全他自己的，不是我在那逗他笑，这张照片拍完了我心里踏实了。

　　影响我转变的是有一位老人，他也提倡抓拍，他的理论也对我有影响。当时看了一个安东尼奥尼，那是“四人帮”的时候批判他，批判他的目的是批判总理，这人是一个意大利很伟大的导演兼摄影师，他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人，总理请他拍，结果拍了以后，被“四人帮”批得太糟糕了，实际上整的就是总理。“四人帮”粉碎以后，又让大家看，我看了以后感到很惊奇，拍得太好了，他完全是现场的，没有一点干预的拍，都是偷拍的，抓拍的，拍的非常活灵活现，我觉得影像可以这样鲜活，这样生动，他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再有一次就是刚才你讲的罗丹，我也在学罗丹的《艺术论》，包括李可染的书。这些都是对我潜移默化的。

　　【主持人】您的作品就是您自己内心东西的反映。知识还有各方面想法的综合反映。

　　【蒋铎】都是有关系的。这些储备和新闻摄影看起来没有直接的，但是在背后都起着重大的影响。你讲的话题，作为一个记者，不管是文字记者，还是摄影记者，这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比如我们摄影记者，很容易就镜头论镜头，就是快门速度。没有知识、文化的积累，光是靠相机是不行的。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摄影记者实际上比的不是镜头，或者不光光是镜头，而是指你的镜头后面的文化积累的东西。

　　这是刚才我说转折了以后，一次很重大的尝试。这组照片见报的题目就叫“大有希望”。拍摄时间正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后，1978年底到1979年初拍的。

　　这组照片讲的是“大有希望”照片拍了以后，我逐渐形成了以“生活为师”的摄影观。自己比较明确了，把生活作为自己的老师。主观和客观谁是第一位，客观是第一位的。但是主观不能没有，没有自己你就发现不了，你就没有敏感，所以这两者要结合在一块。

　　【主持人】这幅的确反映了他们的感觉。记录了那段历史。我觉得您一直不停地在拍，我觉得您拍的范围比以前大了，范围更多了。您不光拍工厂、农村，现代城市的各种各样的生活。您是怎么个想法？比如您如果不带相机，我们都会说您怎么不带相机啊？

　　【蒋铎】我觉得新闻摄影，这个时代是一个转轨的时代。稍微留意，就觉得可拍的东西非常多。摄影兴趣一直很浓，有感觉。作为摄影记者本人，碰到这么好的环境，作为记者本身，要有好奇心，有一双孩子般的眼睛。如果一个记者看到什么都司空见惯，都是很麻木的，那就没有感觉了。你总是有新鲜感，就怕如果30岁、40岁，已经没感觉了，那当不了一个好的摄影记者。我觉得有这么一个时代，我们赶上这么一个出新闻的时代，记者本身应该有一种好奇感。我说自己是一个小学生，总有一种新鲜感、好奇感，一直保持到现在。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再见！

　　【蒋铎】谢谢大家。

（本稿来自“沙龙”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