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大办学50年，也经历了不断变化的过程。从以理为主到理工结合，从主要培养科学家到全面培养各领域的创新人才，从以教学为主到教学科研并重，不断的变化和调整，使得中国科大变得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符合时代的要求。创新，由此成为科大人最突出的品格之一。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50周年校庆，我比平常多了一份对办学历史的了解，也多了一份启迪和思考。我想，作为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特殊机构，大学在坚持创新之外，还应该坚守一些核心理念和价值，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所普遍尊崇的“不变”的原则。

这样的理念和价值是什么呢？应该说仁智各见。在我看来，在科大人看来，主要有三点：

一是以学生为本。这是科大的责任，也是科大的传统。在科大，无论是青年教授还是资深院士，都自觉坚持为本科生上课，并视其为一种快乐。老师和学生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更是五十年不变的传统。从当初郭沫若校长给寒假不回家的学生发压岁钱，到80年代时学校自筹经费为学生宿舍安装暖气，再到近年来学校通过“隐形”方式关爱困难学生，等等，在科大都被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常态。我想，育人是大学的第一要务，这一点永远都不能忘记。

二是以学术为本。科大的地理位置、办学资源都不是最优越的，可近年来原创性成果却不断涌现，令人瞩目。这与科大人以学术为本的传统是密切相关的。平等交流、坦率质疑、自由探索，是科大人的特点。因为学术氛围比较浓厚，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也十分顺畅，这使得科大可以凝聚力量进行团队创新，不断逼近国际前沿。同时，在学科布局、资源配置、学术价值判定等方面，科大都充分地体现了“教授治学”的传统。我想，大学是崇尚真理、讲求科学的学术殿堂，大学管理本质上是学术管理，以及与学术相关的管理，因此，必须渗透学术文化，而不能以行政和权力文化为基调。

三是以报国为本。科大的创建者是聂荣臻等开国元勋和钱学森等科学大师，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报国之志，使得他们不仅在业务上，也在精神上为科大定下了标准，做出了表率。在大师的言传身教下成长起来的早期科大毕业生，以及很好地传承了拼搏奋进、爱国奉献精神的科大后来者，无论在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新中国国防科技，还是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新时代，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创新报国，已经是科大人融入血液里的一种情怀。

历程

五十年创新不已

［肇启京华］

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科技战线急需补充优秀的后备力量。于是，利用中国科学院自身优势创办一所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大学，成为老一辈科学家的共同构想。1958年5月9日，中科院党组向聂荣臻副总理呈递办学报告。聂荣臻随即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获得总理首肯。6月2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亲笔批示：“决定成立这个大学。”1958年9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成立暨开学典礼。中国科大的创办被称为“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建校伊始，中国科大共设立了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技术物理系、化学物理系、力学和力学工程系、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等13个系41个专业。这些系和专业全部围绕当时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家战略需求，同时体现了新兴、交叉、尖端、基础的鲜明特征。中国科学院实施“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集中全院人财物力支持中国科大办学，研究所和科大的系科专业对口合作，资源共享。马大猷、贝时璋、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吴有训、柳大纲、赵九章、赵忠尧等一批国内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亲自登台授课。学校注重基础课教学，强调宽口径培养人才，高年级学生进入中科院相关研究所，在一线科技人员的言传身教下，开展科研实践或撰写毕业论文，较早受到科学研究的训练。

优良的校风、雄厚的师资、独特的办学模式，使得中国科大一诞生就以人才荟萃、群星璀璨而盛极一时，次年即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

1961年5月1日，学校召开庆祝国际劳动节大会。校长郭沫若与党委书记郁文以及副校长华罗庚等席地而坐，与同学们一起观看学生文艺演出。

［南迁重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全国高校正常秩序受到严重破坏，中国科大也难逃此劫。然而，与其它高校相比，科大人更多了一份劫难——下迁。1969年1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中国科大被指定“战备疏散”到安徽省安庆市。后经中科院和安徽省革委会商定，学校搬迁到合肥市。

南迁使学校仪器设备损失2／3，教师流失50％以上，教学、生活用房严重不足，校舍面积不到6万平方米。到1972年，全校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不足百人。除了几栋教室楼和学生宿舍外，一无所有。在濒临解体的困难条件下，全体教职员工自强不息，重建家园，开始恢复教学和科研工作。

1975年，举办“回炉班”，挑选300多名1967－1970届毕业生回校再培训后补充师资，并陆续从全国各地物色调入200名教师，使队伍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后来形成以年轻人才为主体的师资队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科学研究工作也在简陋的条件下悄然进行。1974年上半年，学校举办了一次科研成果展，参展成果达到100多项。到1976年，学校恢复、开展的科学研究已近400项。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科大共有15项成果获得大会奖励。

与此同时，一系列教育改革创新构想已在酝酿之中。1975年9月，中国科大代中科院起草《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即代拟稿），明确提出采取“自愿报名、上级审核、文化考察、择优录取”的办法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这表明中国科大希望通过高考录取新生的整体构思，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炉，虽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而推迟，但在当时的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文革”后中国科大在科教战线率先“拨乱反正”的先声。

［开泰布新］

1978年4月，严济慈、马大猷、吴文俊等科学家与少年班学生合影

“文革”结束后，中国大地万象更新。1977年8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大第一次工作会议，为中国科大在“科学的春天”里的扬帆远航谋篇布局。会后，中科院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七条创新发展的战略举措。《人民日报》在报道会议消息时称：“在教育要大上的形势下，中国科技大学先迈出了一大步。”此后，中国科大率先提出并实施一系列创新举措，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

1978年3月8日，经中科院和教育部批准，中国科大首创少年班，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对促进正常的高等教育制度的恢复和发展，乃至对全国青少年立志向学，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科大首创研究生院，率先建立起本科－硕士－博士的完整培养体系。

1980年代初，中国科大还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对学科专业进行结构调整和改造，首倡学分制，实行免修、选修、主辅修、双学位等措施，开办不分系科专业的教改试点班（简称“零零班”）宽口径培养人才，试行导师制，允许对拔尖学生单独拟定培养计划，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尽早参加科研活动，设立学生科研专项经费，开放部分实验室供学生使用……这些现在看起来不起眼的举措，在“文革”后的年代里，却显得那样的难能可贵。

中国科大还率先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在国内高校中建设唯一的大科学工程——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率先成立教职工代表大会，首倡民主管理，巩固宽松自由的学术文化氛围。

一系列的改革创新，使科大充满活力，学校得到快速发展。1977－1997年入学的历届学生中，有60％以上考取国内外研究生；在中美联合招收物理学研究生（CUSPEA）考试中共考取237人，占录取总数的25.8％，为全国高校之冠。1983年12月，邓小平批示：“据我了解，科技大学办得较好，年轻人才较多，应予扶持。”

［精品办学］

2003年以来，中国科大先后与中国科学院各研究院所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将“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传统办学模式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1990年代以来，中国科大借国家实施“211工程”、“985工程”和“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三大重点建设的契机，不断提升办学实力和水平，坚持走适合自身发展的“精品大学、英才教育”之路。

在人才培养上，科大没有盲目扩大规模，始终坚持自身办学理念、目标和特色，继续坚持“基础宽厚实、专业精新活、注重培养全面素质和创新精神”的教学原则，不断强化基础课教学，加强学生的科研实践能力培养，集中资源建立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工程科学、信息科学等大型公用开放的实验教学中心，打破条块分割的格局，推动学科交叉，充分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大大提升了学生对科技创新的兴趣和能力。

学校不断探索和完善科技创新体制与机制，以开拓交叉前沿领域为着眼点，集中资源构筑创新平台，下大力气促进学科交叉，实施人才、项目、基地、成果一体化建设，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龙头的园区式科技创新体系，在组织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创造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进入新世纪，中科院继续高扬“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大旗，中国科大与中科院数十家国立科研机构建立了互惠共赢的全方位、多层次、实质性合作关系，办学实力得到很大提高。

经过长期的坚持与努力，“精品大学、英才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模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扬。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视察，对学校建设与发展给予热情关怀和勉励。

2006年7月，陈至立同志批示：“中科大培养尖端科技人才的作法应很好总结。希望更多的大学能学习他们的作法，探索中国特色创新人才培养之有效途径。”

中国科大被誉为“机器人之乡”，科大蓝鹰队曾夺得第11届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两项冠军、一项亚军、一个第4名。图为中国科大Robo－Game活动周上学生研制的机器人在表演提线木偶剧。

传统

五十年坚守如一

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

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在即，郭沫若校长亲自动手撰写校歌歌词，并将歌词送给周恩来总理审阅，周总理改了两个字，把“为共产主义建设作先锋”中的“建设”改为“事业”。郭老又请来中国音乐协会主席、抗大校歌作曲者吕骥同志谱曲。郭老说：“我们的校歌得到他的作曲，这就使得我们的学校能够有声有色地继承着抗大的传统。”

常有人对科大校歌《永恒的东风》说三道四，有的干脆不屑地说，应该与时俱进，重写校歌。主要理由是，校歌歌词和旋律的时代烙印很深，现代人难于接受。道理好像很充分，可科大人很理智，甚至连改校歌的念头都不会有。原因很简单，任何一所大学的校歌都是时代的产物，都会与生俱来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没什么好回避的。更何况，科大的校歌极其充分地阐释了科大人的核心价值观和办学理念，五十年来一以贯之，从来就没有改变，有什么理由要改变它呢？

“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科学的高峰要不断创造，高峰要高到无穷，红旗要红过九重……”说的是什么？科大人的价值观：创新报国，勇创一流。

“又红又专，理实交融，团结互助，活泼英勇……”说的又是什么？科大人的方法论：不仅要有爱国心报国志，还要理论联系实际，在业务上出类拔萃。

郭老之所以请吕骥先生为校歌谱曲，是因为吕骥先生是抗大校歌的作曲者，而科大的成立是新中国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家战略需求的产物，科大人肩负着科教报国的历史重任，所以继承抗大精神成为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对科大人的一种精神期许。可以说，《永恒的东风》正是郭校长为即将诞生的中国科大注入了抗大精神，注入了创新报国的灵魂。

而这一灵魂在50年里根脉不断，代代传承，成为最能凝聚科大人的文化符号之一。

陈毅元帅的“后台论”

1960年代初，陈毅元帅在科大作报告时说：我是搞外交的，你们是搞科学的。外交和科学是两个行当，你们是我的后台。但是我这个外交部长底气还不硬，人家不把我当回事。如果我们手里有了原子弹，我这个外交部长就硬气了，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把中国的尖端科学技术搞上去。

许多老科大人的回忆里，都提到陈毅元帅的这场报告，更强调陈毅元帅的“后台论”给当年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带来的鼓舞和震撼。当然，给科大人作报告的还有很多老一辈革命家，像聂荣臻、谭震林、何长工、罗瑞卿等等，科学家、英模人物、艺术家等来校作报告的就更多了。这些报告，大到国际形势和国家政策，小到英模事迹和治学之道，内容极其丰富，且少有后来那样令人乏味的穿靴戴帽、官腔观调，在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科大瀚海星云bbs站里，有人曾将科大人划分为六代人，并就这六代人的价值取向作了分析。其中“第零代”和“第一代”科大人是创建科大的那些科学大师和他们直接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早期毕业生。他们在精神上为科大奠定了“创新报国”的调子。他还预言，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科大人将重新找回自己的爱国主义传统。

其实，科大人一直是牢记陈毅元帅的“后台论”的，有着强烈的爱国心、报国志、强国梦，只是在市场经济潮涌之下，有那么一个时期，表现得不是十分突出而已。因此，科大人的爱国主义传统并不需要“重新找回”，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发扬光大。

初速度与加速度

中科院院士吴奇先生说，在科大读书时，老师说，科大学生需要的是加速，不需要初速。如果上很多专业课的话，初速度比较大，毕业后正好做这一行，上升就很快，但后劲却不大。而科大的专业课比较少，可能做某个行业时，起初觉得专业知识不够，可因为基础比较宽厚扎实，会很快赶上去。所以，我跟我的学生说，你们不是来学某个专业的，而是通过这个专业来学习读书的方法。要尽量把基础打扎实，不要想这样读有没有用。

大学不是职业学校，不是主要学一门糊口谋生的手艺，而是要训练科学读书的方法，训练一种思维方法，使得今后可以做到厚积薄发，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领域对人的素质要求。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个观点。曾有一个所谓的学术研究团体，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大学培养的高材生，毕业后改行比较多，是一种教育浪费。确确实实地说，这是一个荒谬的结论。

谁都难以保证一个人毕业后找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一直做到老，做到退休，而不改变。也就是说，大学里学到的知识，不可能够吃一辈子的。人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些知识主要是技术性的，而基础的理论知识，则往往要靠大学期间的集中积累。真的要等年纪大了，再去打“童子功”，为时已晚。

科大的毕业生里，“背叛”本专业的人很多，在新的领域做出出色成就的也很多。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科大的基础宽厚扎实，并且强调学习方法和思维方法的训练，带给学生的是“加速度”，而非“初速度”。这恰恰是令人一辈子受益的。

课堂上的“重型大炮”

1958年开学不久，力学系系主任钱学森在全系大会上开心地说：我给大家请来了几门“重型大炮”。钱先生所说的“重型大炮”是指他为系里请来上基础课的科学大师。讲普通物理的严济慈，讲高等数学的吴文俊……

把“重型大炮”搬到课堂上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这事儿听起来就挺奢侈的。可在当年的科大，这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赵忠尧、严济慈、吴有训、马大猷、贝时璋、赵九章、钱临照、杨承宗……这些在中国大百科全书里都赫赫有名的科学大师，全都站到了科大的讲堂上，上基础课、编写教材、指导科研实践，甚至连撰写专业介绍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他们都亲力亲为，一丝不苟。

大师们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钱学森先生说过：“为祖国迅速地培养一批尖端科学的青年干部，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再多白一些头发又算什么？”而著名化学家杨承宗先生回顾自己的人生时则说：“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为原子弹炼出了所需要的铀，还有就是在科大办了一个化学专业。”足见在科大为国家培养高级科技人才，在老一辈科学家心中沉甸甸的分量。

科大搬迁到合肥后，老一辈大师们大多留在了北京，但教授、名师上讲堂的传统一直保留下来。77级学生孔祥鹏回忆吴杭生先生时说：吴先生腿有毛病，站着讲课很吃力。可是他讲课从不坐着，侧身靠在黑板上，一堂课下来，满身沾着粉笔灰。即便这样，课间休息时，他还很热情、耐心地回答学生的问题。

有数据表明，时至今日，科大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副教授比例高达90％上，这在许多高校是不可想象的。校党委书记郭传杰曾说，育人是大学存在的依据，一个人能否成为大师，不但要看他在学术上是否做出突出贡献，还要看他培养出好的甚至是超过自己的学生来。这句话，显然是科大人的共识，或许也正是道出了科大之所以能够传承教授名师给本科生上基础课这一传统的原因之一。

“学会质疑”

杨振宁先生曾作过这样的对比：中国留学生学习成绩往往比美国学生好得多，工作以后科研成果却比美国学生少得多，主要是因为美国学生思维活跃，善于提出问题，而中国的教育则过多关注如何解答问题，不注重鼓励学生提出问题，独立思考。因此，杨振宁先生在访问中国科大少年班时给少年大学生的一个忠告就是“学会质疑”。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这一点，恰恰是科大人与众不同的地方。

科大从一诞生起，就强调课堂学习与科研实际训练紧密结合，让学生在学习、实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所创造的循环往复中，掌握学习方法，形成思维模式，陶冶独立思考的能力。勇于交流、善于交流、期待交流、享受交流，成为科大人的一种生存方式。

正因如此，不少到科大进行学术交流的学者都有同样的感觉：这里的学生很活跃，喜欢追着提问，乐此不疲。而且，科大人判断一个问题，首先考虑的因素不是长官意志、权威主张、书本意见，而是实事求是的独立思考和判断。

有人形象地说，一个平时畏首畏尾的孩子，只要到科大磨练一年，往往变得非常善辩，喜欢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对别人的观点提出各种质疑。

当然，质疑不是目的，而是让事情变得更加科学的一个途径。典型的例子是，科大近十年来既没有扩招，也没有随行就市搞综合性、大而全，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小而精、小而美、小而强的发展定位。压力当然很大，可为什么要改变自己呢？改变自己的好处在哪里？科大人想不明白，想不明白的结果就是坚持自我。

这样一种习惯，就来源于“理实交融”的校风——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批评质疑的思维，一种客观理性的方法。

“通宵教室”

80年代，科大图书馆自习室每晚十点要闭馆。这时候同学们的去处就是“通宵教室”。当时一教大楼的几个教室，晚上都不锁门。“夜猫子”们可以在那里用功。后来图书馆东头的一间自习室，学校也专门腾出来作通宵教室。当“夜猫子”们半夜一两点上完自习要回宿舍时，早起的“百灵鸟”们又来学习了。这样一来，这些教室的灯火是夜夜不灭。

科大的“通宵教室”很著名，但那并非80年代的特产，科大在北京的时候就有了；“不要命的上科大”在80年代流传甚广，但那也并非源自80年代，而是在北京的时候就很著名。当时科大以功课的“重、紧、深”著名，学风好，学生玩命学习，所以被兄弟院校的同学称作“拼命三郎”。

科大学生玩命到什么地步，从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来。老校友们回忆中常常提起，当年参加天安门国庆游行时，要辨识科大的队伍很容易，哪个队伍穿得最土、一停下来就看书，肯定是科大的。

我曾经想过，人做任何事都是有原因的，科大这种“不要命”的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思之再三，可能有这么几点：一是时代赋予的报国热情，二是大师传承的科学精神，三是课程带来的学业压力，四是集体造就的拼搏氛围。这四点，归结到一点，是给科大学生带来了学习上的无穷动力，使得他们能够在一种良好的集体氛围中，心无旁骛地将学习摆在第一位，而且能够将这种氛围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1983年3月，物理系80级学生裴仪进在丁肇中先生挑选研究生考试中获得总分第一的好成绩。校刊记者在采访报道中称其生活方式为四点一线，即成天穿梭于教室、宿舍、食堂和图书馆之间，如“蜂一样的勤勉，牛一样的坚韧。”这其实那个时代科大学子的基本形象。 蒋家平／文

数字

一所依托科研国家队办学的大学：中国科大由郭沫若、钱学森、华罗庚、严济慈等中国科学院老一辈科学家亲手缔造，中科院实施“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集中全院雄厚的科技和人才资源支持中国科大办学。目前，中国科大与中科院近百家国立研究院所共同组建了全国最大的“科教联盟”，教育与科技紧密集合的办学特色在国内独树一帜。

两个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大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建设首个大科学工程——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近年来又组建了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是国内高校唯一拥有两个国家实验室的大学，在多学科综合交叉、集团攻关方面始终走在最前列。

三大重点建设工程：中国科大建校第二年便进入全国重点大学行列，也是国家“七五”“八五”期间重点建设的高校。90年代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和“知识创新工程”，中国科大是国内唯一同时得到“三大工程”重点建设支持的大学。

四十二名毕业生当选院士：科教紧密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使得中国科大的毕业生拥有更加完备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和更加充沛的创新精神。1963年有首届毕业生以来，已有42名毕业生当选两院院士，其中本科毕业生当选院士的比例高达1‰，为全国高校之冠。

五种文化品格：中国科大在半世纪创业历程中，积淀了具有鲜明个性的先进文化和优良传统，成为学校锐意创新、跨越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其主要内涵体现为“强国报国的信念”、“追求卓越的品格”、“创新进取的精神”、“民主办学的传统”和“求真务实的作风”。

六次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历年由两院院士评选出的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中，中国科大共有六项成果入选，名列全国高校之首。同时，最近5年来连续入选也是全国高校的“唯一”。其卓越的科技创新能力受到广泛关注。

七成毕业生获得博士硕士学位：中国科大以培养高素质科技创新人才为己任，被誉为“科技英才的摇篮”。历年来，平均有70％的本科毕业生考取国内外研究生，比例高居全国第一。他们活跃在国际国内科技前沿领域，不断取得创新成就。

八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中国科大拥有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物理学、生物学、科学技术史、力学、核科学与技术等8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其中理学门类一级国家重点学科6个，并列全国高校第一；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培养理学博士研究生的学科点的覆盖率达到100％。

成果

1978年以来，中国科大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35项。1998年至2008年间，中国科大发表科技论文数名列全国高校第五，被引用总次数名列全国高校第三，而反映论文整体影响力的篇均被引频次则高居全国高校第一名。2003年以来，中国科大是连续5年入选“两院”院士评选的“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的唯一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