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记者频患"震后忧郁症":别再让我回忆现场了 | |||
煤炭资讯网 | 2008-5-27 14:49:16 关注华中 | ||
“我心里堵得慌,生命在灾难面前无能为力!所以,请你不要再让我回忆现场、谈感受了!” 5月17日,一名外国记者(前右)在北川中学废墟上进行现场报道。 新华社记者 徐壮志 摄 “灾区太惨了,新闻与人的生命比起来微不足道。哪儿都一样,你没去过,你不懂!” “日本救援队的人会觉得救不出人而感到自己太无能而辞职,我同样也有这样的心理压力。” “在那边活着都觉得内疚。” 这些都是一些亲历四川地震现场的境外媒体记者的感言。 每天面对大量被挖掘出的遗体,耳边充斥着受灾者失去亲人的哭喊,背负“新闻现场”使命的境外媒体记者们心情日益沉重,加上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无疑都加剧了他们的心理问题。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有香港记者在回港后因不自控地感到哀伤,主动向当地“生命热线”求助,经评估后被诊断患上了早期忧郁症。 “每个画面都让我心痛” 首批深入四川地震的境外媒体记者在返回后,不约而同地有了心理包袱。 俄新社记者谢平跟随俄罗斯救援队在四川地震现场采访,虽然返回北京已经四天,但他向《国际先驱导报》坦言,自己这几天晚上一直做噩梦,食欲也不振。“可能以后都不会有比这再恐惧的时刻!我没法用语言描述,我说不好!” 美国摄影师艾伦也有同样的感受,他是战地记者,曾经深入伊拉克战场,面对死亡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但他现在心情并未平复,“我的相机掠过一处处残垣断瓦,镜头记录的每个画面都让我心痛。” 香港无线台记者吴子敏在完成采访工作后,回酒店休息时,梦中不断闪过日间所见的片段,严重影响睡眠质量。而刚从灾区回港的记者何永康,在休息时撞到桌椅,第一时间竟然误以为是发生地震了。 半岛电视台记者那西尔是在5月13日第一批赶去都江堰参加现场报道的记者,回忆当时的场景,他向《国际先驱导报》坦言现在仍然感觉很难过,就呆在家里,也不想出去:“虽然去之前已经有心理准备,但到了映秀镇后,到处都是倒塌的楼房,到处都是冒着烟尘的瓦砾堆,我真的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 5月26日,在青川县木鱼镇一灾民安置区内,一名小姑娘在学习。 四川省青川县25日发生里氏6.4级余震,目前灾区群众继续开展生产自救,努力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新华社发(刘忠俊 摄) 一生无法磨灭的记忆 “我看到很多遇难者被夹杂在瓦砾碎件的边缘上,像夹三明治一样,有的伸出了苍白发紫的手或折曲了的下肢……令人惨不忍睹,摄影师也不能专注拍摄,要深深呼一口气才能勉强继续。” 这是香港有线电视记者吕秉权在返港后写下的亲历四川地震所感。吕秉权是第一批参与四川地震现场报道的香港记者,接到地震采访任务后,翌日清晨就深入到北川。 “走在左右布满巨石的山路旁,听到呼天抢地的嚎啕大哭,伤者趴在死去的亲人旁边,泣诉如何目睹亲人被压死。听着我心中哀痛莫名,天又在下雨,雨水、泪水、泥水夹杂着血水在流淌,大地也在哭泣。”到达北川中学后,吕秉权听到有人喊救命,他亲眼目睹了一名被困女孩向他发出的求救。 “叔叔,你能不能给我水?我快不行了。” “叔叔,你能不能替我翻翻身?” 面对这样的请求,吕秉权痛苦难堪,他只能鼓励女孩要坚强。 吕秉权这样总结自己在返回香港后心情低落乃至抑郁的原因:“地震采访期间,种种喊救命的声音、情景和熏天的尸臭味,令人心痛无比,一生都磨灭不了。灾民及伤者的每个伤痛眼神,至今我仍然深深记忆。” “请不要再让我回忆现场” 现在需要进行心理干预的,不仅包括灾民,还包括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甚至还包括了亲历现场的境内外记者。由于创伤带来的情绪并无固定模式,个别境外媒体的记者有不同程度的反应,俄新社记者谢平在面对《国际先驱导报》电话采访时突然失语:“我心里睹得慌,生命在灾难面前无能为力!所以,请你不要再让我回忆现场、谈感受了!” 凤凰卫视《冷暖人生》主持人陈晓楠在地震发生后,立刻奔赴灾区,转辗绵竹等地进行实地报道。“在采访中,我也曾从头哭到尾,但不是失声痛哭。”这位曾参与“9·11”等重大报道的女主播说:“有人问过我会不会得忧郁症,我说不会。救人的人要懂得自救。而且我不只是报道灰暗,而是从灰暗中发现亮色。” 对于近期频发的境外记者疑似“震后抑郁症”的现象,中国心理学会抗震救灾小组副组长高文斌提醒道:“境外记者第一时间走进灾区最前线直击采访,见尽生离死别的悲惨场面,若发现自己情绪受困扰,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应找专业人士协助。” 高文斌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如果梦中不时重现不快的片段,甚至令精神长期处于扩张状态,对家庭及工作生活会造成不良影响。他指出,“可保持做运动,及与亲友、同事讲述四川灾区经历,都有助克服心理障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禾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