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中国举国上下对今年夏季北京奥运的巨大期望，尤其是北京官方将这次奥运看成是展示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提高自身威望的百年良机，为此动用了各种宣传手段，将近年来在国际上已经非常商业化的奥运（最新的希腊游泳名将兴奋剂丑闻是其明证）高度神圣化，并且大规模扩展国内外的奥运火炬接力活动，将其提升为带有宗教意味的“圣火”，使得中国公众的期望值无以复加。

“福兮祸所伏”，北京如此寄予提升国家形象厚望的奥运，却被国际藏独势力借机利用发难，在拉萨及其他藏族地区发动大规模骚乱之外，更在欧美等地导演了抵制和破坏奥运“圣火”接力的“群众运动”，在原本旨在提高中国国际形象的北京奥运会前夕，造成这一形象近年来的最大损失。

事发后中国公众在国内外自发组织的反对“藏独”的民族主义示威活动，固然向欧美各国展示了以“藏独”来打击中国的高昂外交代价，毕竟也加剧了中国与西方社会之间的某种“对抗”局面，尤其是使得中国在欧洲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显著下降，而无助于中国的外交和经贸利益。欧美媒体因此幸灾乐祸地评论中国在海外“软力量”的显著倒退。

近日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固然是无比惨重的祸难，灾区巨大的生命损失，尤其是大批中小学学生的伤亡，更令人伤心欲绝。但是“祸兮福所倚”，这场人力无法避免的空前天灾，对幸存者和中国而言，在难以估量的人命和精神损失之后痛定思痛，还是蕴含了若干正面契机。

在国际上，这场大地震除了带来了普遍的同情和援助，还明显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而这一局面的出现，同时归功于中国政府和公众。

向世界展现善良人性

首先北京全力以赴的救灾努力，和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内亲赴震区坐镇，赢得海外媒体的一致赞扬。虽然若干人士对海外救援队的迟到不无微言，连《华盛顿邮报》都赞扬中国政府在救灾时的不遗余力。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北京在震灾报道中对海内外媒体的全面开放，这样的透明度固然不免暴露若干不足之处，却赢得了海外传媒的信任和大量正面报道。

其次是中国公众空前的自发救灾和捐助活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善良人性和心怀。《纽约时报》21日特地为此发表评论，正面报道说中国的新一代并不是在前些时候反“藏独”抗议活动中被普遍描述的排外民族主义“愤青”。对中国民间积极和慷慨参与救灾活动，以及震灾中的动人故事的报道，也频频见于美国传媒。

顺便提一下，据我观察，欧陆传媒对震灾虽然不乏客观报道，例如前些时候曾经借“藏独”大作文章的法国《解放报》，也承认在震灾中全中国上下展现了“空前的团结（solidarite sans precedent）”。可是欧洲传媒不仅在报道广度上不如美国媒体，更常常显露对中国的有色眼镜，而且因此罔顾事实。

例如在中国传媒已经在广泛讨论震灾暴露的学校校舍建筑质量问题时，德国《明镜》周刊驻上海记者Wieland Wagner还在说这是在中国电视上听不到的一个问题。法国《世界报》20日发表署名社论，以“天人感应”为题激烈批评北京，大言不惭地声称四川地震的遇难者“主要为流动打工者（travailleurs migrants）”。真不知此公是否来自月球。这次四川震灾报道显露的美国和欧洲传媒差异，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新现象，此处暂且不论。

“公民社会”的浮现

汶川大地震“祸兮福所倚”的主要方面，还是在神州本身，这便是民间自发的救灾活动。从民营企业到普通公民纷纷慷慨解囊，巨额私人捐款一时居然超过政府拨款。

此外大量民间义工纷纷前往灾区，尽个人和非政府组织之力，直接参加救灾，出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这些民间力量，尽管在程度上不如政府组织的行动，却具有历史性意义，成为这场空前灾难中最重要的正面发展。

一言以蔽之，四川大地震之后的全民救助活动，体现了一个“公民社会”正在中国浮现。而这样一个公民社会，是所有现代成熟发达国家稳定发展的必由之径，应验了老子“祸兮福所倚”的预言。

这一社会现象也证实了中国古代先贤的另一哲理，这便是《管子·牧民》篇所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中国大陆近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初步产生了一个小康社会，民间财富空前增长。尽管贫富差距的加大引起不少“为富不仁”和“道德沦丧”的社会批评，一个雏形的公民社会出现在四川震灾之后，却显示民间财富的增长，如管子预言，最终还是会带来正面的社会效果。

此外，四川大地震也缩短了港台地区与中国大陆的民间距离。笔者希望北京能从这些正面发展中吸取经验，给予民间在政府之外更大的活动空间，促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作者：于时语

编 辑：晓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