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下午，深圳市政协委员、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在给大会的书面发言中提出，罢工是市场经济摆脱不了的规律，也是目前社会能够接受的最好办法，深圳要思想解放就应该甩掉这个思想包袱。他同时提出，在法律或制度层面应当对罢工作出相应的规定。（《南方都市报》4月12日）

 当下，“罢工”确实还是一个敏感的词汇，说者心惊，闻者色变。其实，罢工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现象，但凡一个国家不论姓资姓社，只要有雇佣关系，就有劳资矛盾，就避免不了罢工现象。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劳资双方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发生尖锐对立之时，处于弱势的劳方只能通过罢工来达到同资方的平等对话，实现对资本的制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就提出：“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可见，即使是在普遍认为人民思想觉悟最高的全国解放初，罢工现象就一直存在。事实上，罢工现象近60年几乎没有断过。

 现有资料显示，我国从1990年到1994年五年中参加罢工的人数分别为24.3万、28.86万、26.84万、31.03万、49.56万，五年中增加了一倍。可以想见，这十几年来，罢工人数只能大幅度增加不会有减少。罢工的原因或是因为劳方的规章制度苛刻，工人无法适应，或是侵犯人身自由，比如非法搜身，更多的是收入过低，要求增加工资。由此可以看出，罢工，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主张人身权利和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无关政治。

 都说1975年修改后的宪法是一部最“左”的宪法，但偏偏这一次修宪将“罢工自由”写了进去，这当然是毛泽东1956年那一次讲话的结果。然而，遗憾的是，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又取消了这个规定。应该说，“法无禁止即可行”，既然现行宪法未对罢工设限，就不应该视为一种非法行为，但在现实生活中，罢工往往同“闹事”联系在一起，同“破坏正常生产秩序“联系在一起，同反政府联系在一起。一个原本劳动关系、经济范畴的事，硬生生地上升到政治的高度。

 一个人有劳动的权利，也应该有不劳动的权利，这是人身自由权的一部分。当单个的自然人同强大的资方博弈，力量不对等，处于下风时，联合有同样利益诉求的人，利用罢工这种激烈手段，与资本强势对峙、抗衡，在斗争中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权益，这是人的天性使然，也是人的基本权利。这种基本权利是不应该受到指责和限制的。

 近日，东航云南公司从昆明飞往大理等地的14个航班飞到目的地上空后返航，其实就是一种“罢飞”行为。尽管这种以“绑架”乘客为“人质”，要挟管理方的方式令人不齿，但不也说明当事双方力量不对等，工会等组织起不到为飞行员争取权利，搭建对话平台的维权窘境吗？如果，法律明确赋予他们罢工的权利，他们完全可以以罢工的名义向公司施压，在得不到回应时再“罢飞”，这样，至少不会“不宣而战”，乘客的利益不受损，双方也不会落到两败俱伤的地步。

 无疑，罢工是一个激烈的行动，但处于弱势地位的劳方利益诉求通道不畅时，罢工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也是最得力甚或最有效的武器。正如王同信把罢工现象形象地比作“夫妻打架”，劳资利益的分化和对立是必然的，摩擦、斗争后达到利益平衡，不断摩擦、斗争，利益不断平衡，劳资关系也在逐渐改善，有什么好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