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舟:父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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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资讯网 | 2008-3-23 10:05:09要闻 | ||
肇庆市西江日报社陈彦舟 父亲事业的航船驶向了彼岸，他退休了。从踏入社会舞台直到告老退休，父亲把全部精力献给了广东煤炭事业。父亲在煤矿工作36年，有30年是在井下摸爬滚打，他没有一纸论文，没有党票，没有一官半职，只有一本《职工退休证》。在领回退休证的那天，父亲有些激动，他郑重其事地告诉儿女：“能拿到这个东西，我就知足了。” 一 命运多舛 父亲就是这么一个平凡知足的人。1941年，父亲出生在湖南农村，自幼丧父，父亲的祖父家有几亩薄地，土改时，父亲便有了“富农”的身份，从此，在父亲生活的道路上就抹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 父亲四岁念私塾，他读书用功，启蒙读本里关于《四书五经》内容，他背得滚瓜烂熟，先生从不打他的手心。解放后，父亲念了三年小学，遂考入常宁县第一中学，毕业那年，学校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方针，父亲失去了走进高等学府的机会。 父亲回家做了乡村小学代课教师，一个学期下来，家长反映良好，县文教科同意父亲转为正式教师。 1958年搞“大跃进”，掀起了全民炼钢铁运动，学校停课，父亲被派到大山里烧木炭。父亲没日没夜地烧了一个月木炭，由于“伐木有功”，父亲被调到东风铁矿挖矿石。铁矿实行军事化管理，司令台就搭在山顶上，工人们听到军号声，就像丢了魂似的往山上跑。又一个月之后，父亲被调到跃进钢铁厂当炉前工。再一个月之后，父亲被调到红旗发电厂当电工学徒。有一次填写履历表，电厂保卫股长发现父亲家庭成分不好，为了划清界线，把父亲退回了跃进钢铁厂。父亲依然当炉前工，整天操着那条三米长的铁棍，又笨又重。若“上头”通知要放“卫星”，父亲就多砸一些铁锅放进炉膛。 这段时间空闲多，父亲又去他舅舅家里玩。父亲的舅舅吴宗福是省地质局的工程师，研究工程地球物理学。父亲羡慕他舅舅的学识，舅舅也喜欢这个好学的外甥，把自己的藏书送给外甥阅读。由于从小受舅舅的影响，父亲读中学时就是地质学爱好者了。 很偶然，父亲在他舅舅的家里，遇到一位在四零四地质队地质科工作的中学同学，同学把父亲向往地质工作的愿望告诉队长，队长了解父亲是地质学爱好者，在两年前协助省地质局勘探队员在全县搞过地质普查工作。队长同意父亲来地质队工作，队长还说，父亲文化基础好，先送去省地质学校学两年。然而，当队长向县委书记李克强同志请示调动时，县委书记以父亲家庭成份有问题，必须接收贫下中再教育为理由，拒绝在调令上签字。后来父亲才知道，年底县委书记让自己的两名亲戚去了地质队。 翌年复课，父亲依旧站讲台。不过，父亲不在原来执教的乡村小学任教了，而是到公社农业中学当教师。父亲在农业中学授课一年多，寒假里，父亲到邻村尹伯伯家串门，尹伯伯得知父亲“夹着尾巴”过日子，就说他女婿所在的广东曲仁煤矿招收工人，叫父亲去试试。父亲听了，怀里着尹伯伯给的旧信封，当天就上路了。 父亲坐渡船，乘汽车，在耒阳乘火车到韶关。没钱乘车了，父亲就步行，边走边问，饿了，就向路过村庄农户乞讨。时值三年自然灾害，百姓家没有剩菜剩饭，父亲只能讨得一碗水。太阳快落山了，父亲途经犁市镇的一个村庄，一位阿婆施舍半碗饭给父亲，父亲才没饿倒。当晚，父亲在犁市站附近一个没修好的铁路桥涵洞蹲了一夜。天亮后，一位满脸煤尘的大叔给父亲指了路，父亲步行30多千米，下午到达曲仁煤矿。 从湖南常宁到广东韶关仁化，330余千米的路程，父亲第一次出远门，花费了三天三夜才到达。父亲煤矿生涯的第一步，就这样迈出了。 二 沸腾的矿山 在曲仁煤矿，父亲顺利通过了体检和政审，分配在第三工区建井队。从偏僻的农村到沸腾的矿山，父亲觉得样样都是新鲜事。父亲终于有机会与百余名来自五湖四海的贫下中农子弟一起学习，便卸下了沉重的思想包袱。虽然有人说父亲傻，放弃教师来做工人，放弃教书来挖煤，但是，父亲说，是煤矿接受了他，他很感激煤矿。从此，父亲立志为煤矿奉献一生。 半个月的保安规程学习结束了，百余名新工人被分三个组，上三班倒，父亲在“中班”组。上班第一天，父亲穿着崭新的工作服，戴着矿帽，很是激动。父亲没有钟表，怕迟到，提前两个小时就到了井口。父亲接触的第一项工作是在斜井车场推斗、挂钩，一个月下来，拿到了37.50元工资，这比在公社农业中学教书的收入强多了，父亲感到很满足，干活更加卖力了。工段长见状 ，叫父亲去装罐，第二个月领工资时，父亲看到工资单上有40.04元，怕是搞错了，不敢签名。工段长告诉父亲：“没错，你工作卖力，我给你升了一级，就你一个人有。” 这年暮春（1960年4月初）的一天，父亲下班后睡觉作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走在武汉长江大桥上，一阵狂风把他刮出桥面栏杆，他双手抓住栏杆，双腿悬空，他看见江水滔滔，一位渔翁划着小船来了，用竹槁撑起一张网，叫他跳下去。他跳下去了，渔翁网起了他。一个大浪打来，父亲的衣服湿透了，感觉刺骨的冷。父亲醒来了，是梦境惊吓，汗水湿透了衣服。 第二天，父亲有些咳嗽，痰中带血，就去看医生。父亲主诉，自己身体一贯很好，只是昨晚作了一个梦，早上起床后感觉不适。医生说作梦生病是“说聊斋故事”，遂开药方，叫父亲安心养病。父亲就再也不敢对别人说作梦的事情了。 第三天晚上，父亲下班后睡觉，凌晨，突然电闪雷鸣，狂风卷起飞沙走石打得瓦面沙沙作响，父亲被惊醒了，房子里黑洞洞的，伸手不见五指。父亲呼叫下床工友，没人答应。借着闪电，父亲看见豆大的雨点夹着树枝横打在玻璃窗上，玻璃就“叮当叮当”一块块落下来。父亲立即坐起来摸件棉衣穿上，跳下床，冲到门口去开门，可是门拉不开，风从破了玻璃的后窗贯进来把门压紧了，父亲就用左脚蹬住墙壁，双手使劲拉门拴，门被启开一道缝，父亲侧身入缝往外挤，棉衣前襟被门拴扣勾住撕成两片。父亲站在走廊，在一阵阵闪电里，看见地上白茫茫的一片，乒乓球般的雪球在地上跳着滚着。父亲刚跑出几步远，就听到后面“噼啪”一声巨响，父亲不敢回头看，凭着感觉，深一脚浅一脚连滚带爬来到阅报栏边，长长的阅报栏被掀翻在地，旁边人头攒动，哭声喊声汇成一片。 20分钟过后，风雨停了，天慢慢亮起来，父亲才知道是刮龙卷风下冰雹。父亲回头看看宿舍，宿舍没了，那里所有的房屋都夷为平地。一棵棵大树连根拔起横卧在地面。父亲感到额上有水，用手一摸，是血，原来前额被冰雹刮破了。 这场自然灾害破坏严重，一个星期之后，矿里才恢复生产。不少工人携妻带子回农村去了，但是，父亲没有回去。 祸不单行，两个月之后（1960年6月25日），井下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牺牲了36名工友，其中父亲的同乡周氏同胞兄弟同时遇难。那天父亲上晚班，避开了这个劫。当人们看到抬出的遇难者时，都吓懵了，纷纷返回家乡，父亲仍然没有回去，一个星期之后，他又上班了。 1960年12月31日，矿井建成移交，父亲随建井队转战到湘粤交界的一个煤矿（当时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部南岭煤矿”）参加建井工作。 因为前不久，南岭煤矿关溪矿井贯穿了地表河河床，发生了透水事故，大量的泥沙涌入矿井。父亲他们的工作就是排水捞沙，捞沙的时候，人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把泥沙一土箕一土箕捞起来，装进斗车里，提升倒地面。倘若机会好，还能捉到鱼。时值严冬，河水冰凉刺骨，人泡在水里，顶多能坚持两个小时。父亲和工友轮流着干，每天工作四小时。出班后有酒喝，暖暖身子。 捞完泥沙排干水，要在那里做一道水闸墙，做这项工作很辛苦。 首先，选择一段岩石坚硬的巷道，在两邦、棚顶和巷底，各自掏一条又宽又深的槽，再将四条槽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梯形槽。 第二，为了避免裂缝，在掏槽的过程中，不准打眼放炮，只能用风镐踩。由于岩石坚硬，风镐震动得胸口发痛了，还是踩出一个小白点，待所有的点成为槽了，就依着梯形槽，用大石块砌成一个梯形石墙。 第三，穿过石墙，一高一低安装两条直径12寸的钢管，在钢管外端装上阀门，控制排水量，就可以防止淹井了。这个装置叫水闸墙。 仅仅3个月，父亲他们就完成了这项重点工程。领导照顾父亲他们，让他们做一段地面工作，安排他们到深山里背坑木。 每天天不亮，父亲就与工友上路了。山路崎岖，古树参天，溪流“叮叮咚咚”唱着歌儿蜿蜒盘绕山路，路面阴暗潮湿。来回一趟要绕几十次山涧，过几十墩小桥，遇过转弯、过桥或上、下陡坡时，不是坑木前段碰着山坡，就是坑木后截被老藤和荆棘勾住。途径的一个半山腰，麻石路旁有一处土地庙，庙的周围长满了野草，庙前的长方体石凿香炉里爬满了苔藓，庙里的野兔等常常会被路过的工友惊动而窜出来，一溜烟就消失在丛林里。每天在这些路上来回走一趟，虽然中途没有饭吃，但是太阳晒不着，也不会流大汗，还可以领略大自然的风光，心情是很愉快的。更让工人感到轻松的是，选择背大的坑木，抑或选择背小的坑木，由自己定，领导不会批评。 回忆起这段经历。父亲认为这是他在煤矿工作最惬意的日子。 两个月的愉快时光很快就过了，父亲他们又要下井了。 父亲被抽调到第二工区（八字岭工区）参加“战高温，斗火区”战斗。这里的煤硫含量高达6.7％，极易氧化发生自燃，这个矿井前不久发生了自燃，所谓“斗火区”，就是做消火巷道阻止煤层自燃。父亲和工友从地面挖黄泥，用斗车装好推进大巷，再用风筒布袋子装好，一袋袋背进小巷。进小巷要穿过一道小眼，爬这个小眼象过水帘洞，水从头上淋下来，人就成了落汤鸡。小巷里有个“缺口”不断冒出一股伴有烧砖窖气味的热气，使小巷热如蒸笼，更令人讨厌的是小巷里雾气弥漫，水蒸气总是蒙住矿灯灯头的玻璃，矿灯不明亮，走路更觉吃力。到了工作面，父亲和工友就脱掉湿衣服，光着膀子走30米，到小巷另一头提水拌泥浆，然后用桶子舀起泥浆从这个“缺口”灌进消火巷道，火区便于空气隔绝了。 战胜了火区，月底有奖赏，这奖赏就是吃顿“光荣餐”，全班工人到食堂吃顿发糕或吃顿米饭，菜是韭菜煮黄豆，每人一份，饭任人吃，不用付饭菜票。大家吃饱了就咂着嘴说是过了一回共产主义。当年工资普调，父亲连升两级。工友们羡慕父亲有四级工资了，父亲也很满足每月工资有55.24元。 1963年春天，带着“斗火区”的收获，父亲回到他原来搞建井工程的那个煤矿（曲仁煤矿第三工区），安排在掘进队工作。 父亲他们先是在大巷做掘进工作。这条巷道将用作集中运输巷道，计划服务期限是20年。不但要求质量高，而且进度快。水泥支架要一次成型，中腰线的误差不得超过5里米。就是辅助工序也不能马虎，就拿钉铁道来说吧，要求打三锤半就必须把一颗道钉钉稳，多打一锤或者少打一锤，这条道钉就不合格。 当时的掘进设备是土洋结合，国产风钻是红旗牌的，进口风钻是早些年苏联老大哥留下的又苯又重的歪鼻子钻机，除了排气孔偏向一旁，废气从一边排出外，其他没有什么先进的地方。不论是国产的“红旗”还是进口的“歪鼻子”，一律是打干眼。 打集中运输巷道时，父亲及工友每9人组成一个小班，每个小班做一个循环，每个循环要打30个炮眼，每个炮眼1.2米深。每个小班必须在3小时做完一个循环，工人们用肩扛风钻，就是肩上烫出了泡，也要坚持。一个7平方米断面的工作面，同时开动3台风钻，风钻开机几分钟，整个工作面就见不到人影了，矿灯的能见度也不超出50厘米。 那噪音更难熬，风钻的吼声、11千瓦局扇的嗡嗡声、放炮的爆炸声、斗车的碰撞声等汇成的大合唱震得耳鼓发痛，两三天里，耳朵里还嗡嗡作响。放了炮，4人装矸石，5分钟就装满一斗；两人搬水泥支架，支架有2.6米长，150千克重，两人喊声“一、二、三”就抛上了斗车。 工间餐是轮着吃的，而且是利用放炮后排烟的时间吃，父亲他们一手抓馒头，一手推斗，边推边吃。其实，在工作面最要紧的是喝水不是吃饭，因为每隔20分钟就要脱下靴子倒出里面的汗水。出班时，每人脸上都是汗水占着厚厚的灰尘，黑一块，灰一块，褐一块，像一幅色彩浓重的油画。 做完这一年，父亲所在的班荣获“全国煤炭系统乙级队”称号，每人还获得100元奖金呢。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父亲所在的那个班再接再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摘下了“全国煤炭系统甲级队”桂冠。接着“文革”开始，人人必须掌握斗私批修的锐利武器，于是，父亲的书桌上增加了一本印有大红“奖”字“红语录”和一支刻有“全国煤炭系统甲级队”字样的铱金笔。 上世纪70年代，矿里连年开展“早进班晚出班的夺高产运动”。父亲曾经在东四槽区打一组岩石高眼。 这组高眼从正负零米水平打上正130米水平，联穿斜井到地面，共28个小眼，小眼断面呈正方形，总面积1.44平方米，净空1平方米，用1.2米长的盘木支护。父亲站在小眼里打炮眼，泥水从头顶淋下来，全身被糊上一层泥浆，有时还有断钎子，松矸石从头顶掉下来。放炮以后，父亲站在眼子中间处理松矸石，两腿跨开一米宽，踩在两邦的盘木上，先是发抖，后是发麻。有时，缺乏支护材料，父亲就用手指粗的杂木条扎成梱代作盘木，这些盘木圆溜溜的踩不稳，放炮以后还会被压缩成一堆，大大增加了劳动强度。 在打高眼的整个劳动过程中，最难操作的就是在眼口上方和下方各支护一段钢轨盘（保护抬楼），若钢轨盘毛断面窄了，就垛不上，钢轨盘毛断面宽了，就支护不稳，这是一道技术性较强的工序。 打高眼劳动强度大，是相当艰苦的一项工作，也是父亲在煤矿工作遇到的最艰苦的工作。父亲打了十几年高眼，上班时超出体力的高强度劳动，下班以后仍然处于亢奋状态，经常是整晚的失眠。父亲再也找不回刚来煤矿时那种倒下床就入睡的状态了。长期的体力透支，父亲强壮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 上世纪80年代后，就用打斜井代替打高眼了。 父亲工作认真、细致，善于积累经验，在安全方面从不麻痹大意，碰到突发性事件，他能及时作出判断，排除意外。 1968年初，父亲在正50米水平一〇一槽做中大巷。这里半年前在小石门打穿一零一槽煤后做好了车场，从车场往西头又做了200米连穿了下面的小眼，车场东头一直是停工状态的。重新做东头那天，父亲他们进班就检查工作面，未发现车场有异常，放陶槽炮后，车场这里掉煤粉，那里也掉煤粉，渐渐地，掉煤粉的地方增多，时间间隔缩短，钢轨梁子开始弯曲。父亲断定这是冒顶前兆，他立即停止放炮，组织西头人员过来，撤出本班人员到石门里躲避。过了10来分钟，“哗啦”一声巨响，冒顶发生了，23条钢轨梁子一齐被折断，火星四射，两道调节风门被冒顶产生的冲击波推开。 事后查看，掉下来的是一块巨大的夹心矸石。原来车场底板是煤层，天板里有一条煤线，两条煤线正好在车场两端汇合，包着中间这块矸石，矸石经放炮震动脱离煤层。这矸石有18米长，3米宽，7米高，顶部狭长，中间鼓起，两头略尖，四周向下缩小，底部形成鸡胸状，掉在巷道里就像旱季河里搁浅的小船。父亲对班里的一名海军专业的轮机兵开玩笑，干脆你把“军舰”开走，省得大家做。玩笑归玩笑，“军舰”还得大家开，父亲他们放解炮、运输，足足用了两个星期才把矸石搬走。 但是，父亲永远也不会忘记1970年1月20日那个晚班，他与一个小小劫难擦肩而过，这是父亲下井30年的一个特别记忆。 那是做眼子穿顺槽，全队的人都轮遍了，就是打不穿。那天队长叫父亲上，父亲测得方向后，叫放炮员分两次放炮。可是放炮员想节省时间，背着父亲一次装了两次的药量。沉闷的响声过后，父亲觉得声音不对，估计震动过猛，会发生冒顶。父亲严厉指责放炮员不安作业规程操作，之后，进入小眼看现场。突然，一块矸石掉下来，罩在眼口上方，眼口边的碎石被抖落得滚下来，其中一块矸石击穿了靴子，砸伤了父亲右脚外测。工友们把父亲背出来，送到医院，缝合了十几针。我至今还记得，这一年春节，母亲带我到医院看望父亲，父亲拄着拐杖，笑咪咪的从饭盒里拿出一个馒头给我吃。 在井下，父亲工作没少做。那些日子，父亲热天不用买背心，奖的文化衫就够穿了，家里用的脸盆、水壶、热水瓶、口盅等也不用买，当然，收获更多的是父亲珍藏在抽屉里的20多张奖状和几本立功证书。 三 抚养子女 父亲热爱工作，也热爱家庭。我出生那天，父亲下了班就送母亲去医院，整整一个晚上，父亲怀抱着我守在母亲身边。时至今日，父亲还常常对我提起那天晚上的情景：“你真小，你的脑袋可以放入我的手心，你的手指小如鸡爪，你哭了，我就用棉花沾着的白糖水给你吸允。”在以后的四年里，父亲的两个儿子也相继出生了，上世纪 70年代初期，计划生育仅仅是提倡，井下大工都怕坏了身体，没人敢作计划生育手术，可是父亲不怕，他做了计划生育手术后依然当大工。父亲虽然读过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但是赞成计划生育。父亲认为，如果“人口过剩”，再好的身体也没用。 “文革”期间，社会上流行“读书无用论”思想。我7岁那年还在湖南乡下没能按时回矿上学，父亲感到不妥，我回矿后，父亲自编教材教我语文、算术、图画三门功课，次年将我送进了学校。以后，父亲的两个儿子也相继上学了，工作之余，父亲不再抓他喜爱了十余年的画笔，也不再做他至爱了十余年的木工活了，而是致力“家庭希望工程”。父亲在拥挤的厅房选择光线较好的一面墙，用灰浆抹平，涂上黑漆，做成一个面积两平方米的黑板，买几盒粉笔，自制一些实物教具，就当起了他的儿女家庭教师。 父亲酷爱读书，也注重诱导儿女读书。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有一天，父亲下班后带回一张《人民日报》，把《科学的春天》这篇文章指给儿女看，当时我读小学，我没看懂文章的含义，也没理解父亲的用意，只记得那张报纸是1978年4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接着，父亲从工具袋里拿出八本《十万个为什么》，这些书纸都发黄了。父亲说，在“火红”的年代，他把这些书带上井口，放在工具箱里面，才幸免被红卫兵小将抄走。 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父亲决心要儿女接受高等教育，他精打细算从每月七、八十元的工资里挤出钱来增加智力投资。父亲买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就是从那时起，我几乎每天中午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联播》、《科学知识》，下午放学后继续收听这个台的《小喇叭》和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我们的小世界》（我把这个“好听”习惯一直保持了十几年，直到自己参加工作买了电视机）。 父亲第一次给儿女订的一套书是《数理化自学从丛书》，共17册，之后，订阅了《中国教育报》、《北京科技报》、《中学生》、《中学生数理化》、《少年文艺》、《语文月刊》等报纸杂志。在以后的几年里，父亲陆续买了一套《少年百科从书》，有20多册，父亲用这些知识的载体为儿女筑起读书的阶梯，引导儿女度过欢乐的中学时光。 父亲有个习惯，不管走到哪里，总爱去书店逛逛。碰到好书就买，从不吝啬价钱。1982年清明节期间，父亲带儿女去仁化县石塘镇双峰寨参观大革命时期粤北农民运动的阵地。在书店里，父亲看见柜台上摆着一部《辞海》，父亲想买，但一时拿不出22.20元钱，父亲怕等钱凑够后书被人买走了，就与营业员商量，这部书他要买，但钱不够，能否先放一部分钱在这里，等钱交齐了才提书。营业员答应把书卖给父亲，但不用先交部分定金。以后，父亲相隔一段时间就去看看这部书，年底，父亲用这一年逐月积累的安全奖奖金买回了这部书。 父亲就是这样，在他捉襟见肘的工资里，除了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须品的花销，父亲没有吸烟喝酒饮茶爱好，剩余的钱全部给儿女买书卖文具。我高中毕业时初步计算了一下，父亲光是为儿女买课外书，就花费了千余元。在当时，这可是个不小数目。按当时月工资几十元与现行矿山工资数千计算，应该换算为现行的十万元左右！ 父亲的儿女上了高中之后，父亲说他没有能力辅导高中课程了，他开始研究高考动态。几年来，他坚持早晚收听《全国新闻联播》和《新闻报纸摘要》节目，阅读了大量书报、杂志，从招生规模，录取政策到考试科目，考试方法的变更等，他都认真琢磨。他告诉儿女，高考总复习时，时事政治可以不用管，现在的时事以后就是历史，把时间用在其他方面划得来。我参加预考后，父亲把他自己预测的时事题给我，就那么十来条，几十个字，后来，高考时事题的12分我全拿到了。 1988年，父亲的儿女全部升入中技或高等学校。业余时间，父亲不用看辅导儿女的文化书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摆在面前，一家人分为几个地方生活，费用急剧增加，仅仅靠工资入不敷出，父亲就利用工余时间在仁化县董塘镇某个体煤窑做会计。每个周末和周日，父亲爬山越岭来回走四五千米的路程，风里来雨里去的，从没有误过一回工，老板年年给父亲增加工资。 1991年，父亲最小的儿子也大学毕业了，至此，父亲不用再操心儿女的生活了，长期紧张的生活徒然轻松了，父亲欢欣满怀。可是不久，湖南农村老家传来噩耗，父亲的母亲－－我的祖母，年近75岁的老人吴贱婆病故。父亲和母亲返乡奔丧，一星期之后，父亲和母亲就回来了，父亲对母亲说：“儿女长大了，家里生活好了，原想多寄些钱给娘，娘却走了，我这心里也就空了。” 父亲刚把儿女抚养成年，就失去了自己的母亲。父亲憔悴了许多，原本生性宁静的父亲，更是沉默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父亲参加了“荣誉矿工”表彰大会，领回了一本精致的红绸面荣誉证书。“以矿为家，以煤为业，从事井下工作长达30年。”寥寥几字，浓缩了父亲30多年的矿工生涯。这一年，在父亲生命的驿站里，记下了闪光的一页。 由于长期从事井下工作，父亲患了矽肺病，他告别掌子面，调到地面当机修工。母亲多次劝父亲提前退休，父亲认为他现在还做得，父亲拖着病躯坚持上班，直到1995年才依依不舍走下工作了36年的岗位。 四 风烛残年 父亲退休后，身体每况愈下，1998年，医生诊断父亲患二期矽肺病并发肺气肿，横膈膜下降。坚强的父亲认命了自己的身体，他无能为力再去个体煤窑打工，至此，父亲才中断在个体煤窑十年的会计生涯。 由于身体虚弱，稍微着凉，就会引起难于治愈的咳嗽，父亲才开始重视调理自己的身体，无疑为时已晚，病情快速恶化。2002年，医生诊断父亲患三期矽肺病，双肺下、中、上肺叶栗树状阴影，父亲知道，这是矽肺病晚期最严重的临床表现。 父亲从2004年起连续咳嗽了两年，中西药治疗无效，多方住院治疗亦无效。突然有一天，父亲在家门口邻居的窗户上，看见一则江湖医生医治咳嗽的祖传秘方广告。父亲依照广告地址去仁化县董塘镇，找到这位来自广东开平的梁氏医生，父亲用60元买了一瓶药丸子，每天吃三丸花椒子大小的药，还真的不足一个月就不咳嗽了。 之后，父亲看到电视播放关于治疗矽肺病的新疗法“同期双肺大容量灌洗术”（亦称“洗肺”）广告，在2006年底和2007年初，两次到韶关职业病防治医院去“洗肺”。 母亲对父亲说，还真的像广告说的那样，洗出肺里的煤尘吗？ 父亲缓慢地说，虽然他早年生活艰辛不堪回首，青年大干社会主义没少出力，中年抚养儿女尽了责任，现在风烛残年了，是否洗出煤尘不重要了，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他退休前就领了一套工作服准备死后穿，自己活着的这几十年绝大多数日子是穿工作服的，也就想穿着工作服往生西方，只是希望走过了奈何桥，阎王爷对他公平一些，不要再给他带一顶“政治帽子”。父亲还说，他死后遗体火化，骨灰用来植树，把空间留给活人，他怕儿女以后不照着做，他会立下遗嘱去公证处公证。 父亲身体极度衰弱，不轻易出远门，即使我们做子女的，邀请父亲到家里做客，父亲以路途遥远乘车艰辛婉言谢绝。但是，2007年7月，在韶关南华禅寺举行“第二届禅悦行夏令营”期间，我却说服父亲参加了其中的一项法会――礼拜六祖。我和父亲在六祖殿礼拜六祖惠能大师、憨山禅师、丹田禅师，父亲感慨十方信众礼拜六祖的虔诚。父亲告诉我，1964年中秋节，矿里派出专车，组织工人去南华禅寺，父亲和工友在大雄宝殿瞻仰六祖真身，礼拜五百罗汉；听师傅介绍虚云老和尚重修南华禅寺的故事；还在卓锡泉前留影；中午，每人在功德箱里放一角钱，在寺院斋堂吃了一顿斋饭。师傅用米饭和豆腐招待他们，父亲和工友高兴地说：“托了佛菩萨的福，来寺院做了一回客。” 原来，父亲早就和禅宗六祖惠能结缘了。我经年客居他乡无法照顾父亲，但愿六祖保佑父亲。 1996年8月初稿 2008年3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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